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这首词的上片写太湖秋晓之景。首句写所闻。“渺渺啼鸦了”写出黎明乌鸦的特点,扣紧“晓”字。下三句写所见所感。“亘鱼天,寒生峭屿,五湖秋晓”,扣紧“秋晓”二字。“竹几一灯人做梦,嘶马谁行古道”二句写所梦。也许词人睡意未消,所以下得床来又点着灯,凭几小睡。梦中不知什么人骑马行于古道之上。“竹几一灯”,“嘶马”“古道”,显得孤单、寂寞,凄凉。“起搔首、窥星多少”写词人的动作,搔首窥星,显得心绪烦乱,焦躁不安,感到天亮得太慢。下四句“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写晨光曦微中的院庭一角:由于天色渐明,月亮颜色变淡,篱影消失,篱笆上挂着几朵青色的小牵牛花,唯有树上的红枣给这疏淡的画面增加了一抹亮色。词人似乎在说,红枣可以为秋添色,而人的心情黯淡,却无法被照亮。上片通过所见所闻所感所梦所行,勾勒出一幅凄清、寥落,充满寒意的秋景图。它不是单纯的写景,而是一幅包括词人在内的山水人物画。透过秋晓的景物,读者仿佛触到了词人的脉搏:他明明有一颗报效国家的雄心,但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他苦闷、焦躁、度日如年。
词人这种深藏的忧愁在下片中便一发而不可收。过片三句,“愁痕倚赖西风扫。被西风、翻催鬓鬒,与秋俱老”可见由于时光流逝,年华渐老,词人的忧愁变得更加浓重。“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二句回忆宋亡前的生活。室内挂着绣帘,遮住寒霜,在绘饰的屏风旁醉倒,何等的惬意。今昔对比,更使词人愁上添愁。“万里江南吹箫恨,恨参差白雁横天杪”二句借伍员,“鼓腹吹箫”之典,托出自己愁苦的底蕴,宋亡后,词人正像当年的伍员一样到处飘泊,大雁尚能在天际自由自在地飞翔,春来便能返回旧居,而人不如雁,到底何时才能返归故里,词人不由产生一种嫉恨之情。两句中连用两个“恨”字,道出深沉的亡国之痛。“烟未敛,楚山杳”,词人陷身于四顾茫茫的大雾之中,看不见天日,看不到出路,只能任忧愁痛苦煎熬自己。结尾以迷茫远景收结,回味无穷。
这首词以故国家山之痛,身世不幸之感为主线,把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上片写景,景中含情,下片抒情,情中有景。西风、秋霜、万里江南等景语都因抒情而带出,最后以景结情。全词在写景、抒情之中还夹杂着简括的叙事,如“竹几一灯人做梦,嘶马谁行古道”,“起搔首,窥星多少”,“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等处,虽然只是寥寥几笔的白描,但却写得生动传神。
全诗摄取瞬间快景避开直接描写,用生动形象的“穿林”响声和贴切的比喻,用老者的眼光开掘稚子的情趣。
一、二句“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金盆,古时把金属的东西统称作金,这里指铜盆。脱,脱离,取出。晓,清晨。钲(读zhēng),锣。说清晨起来,儿童从铜盆里取出夜间冻好的冰块,用彩色丝线穿上当作银锣。天寒才能结冰,冰块又是很凉的,儿童却早早起来去玩它,写出儿童不怕冷;一块凉凉的冰有什么好玩的呢?有的,可以穿上丝线当锣敲。这是只有儿童才想得出的,而且是“彩”线,“银”锣,又很美。说明这个儿童既顽皮,又聪明精灵。
第三句“敲成玉磬穿林响”,磬(读qìng),乐器名,古时常用玉石雕成。悬于架上,以物敲击。这句详细描写儿童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说他手提“银锣”在树林里边敲边跑,“银锣”发出玉磬般美妙的乐声。无疑,这声音清脆悦耳,传得很远。“穿”字,有人在林间奔跑的意思,也有声音的传播。诗句将儿童得到“银锣”,兴高采烈的情态传神地描绘出来,让人想见他那狂喜的身影。
第四句“忽作玻璃碎地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诗的发展出现了波折。玻璃,古时指天然的玉类美石。碎地,落在地上摔碎。意思是;儿童手里的冰块忽然掉在地上,摔碎了,那声音就像美玉落地摔碎一样。儿童的心情怎样呢?诗人没有写,但可以想象出,一定是感到突然,有些遗憾,先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地上碎裂的冰块。几乎同时送到耳朵的声响竟是那样优美,又ー个意想不到,也许他会瞬间转忧为喜,高兴得又蹦又跳了。这最后一句,意外,又合情理。沉甸甸的冰块,用丝线提着,掉下是很自然的冬天地面冻得很硬,冰块又硬又脆,落地摔碎也很容易。但儿童不考虑这些,只顾高兴地跑呀,敲呀,结果摔碎了。活画出儿童天真可爱的形象,而且情趣横生,余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
诗中孩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色泽上,“金”盘“彩”丝串“银”冰;形态上,是用“金盘”脱出的“银铮”,圆形;声音上,有 “玉罄穿林响”的高亢,忽又转 作“玻璃碎地声”的清脆。全诗形色兼具以感目,声意俱美以悦耳赏心,绘声绘色地表现出儿童以冰为钲、自得其乐的盎然意趣。
全诗突出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儿童忘却严冬的寒冷,保持他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快乐。孩童与老人在心理特征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唯其如此,孩童的“脱冰作戏”的场景在老人的眼里才有依依情趣。
正是以这种老少相通的心理特征为审美基点,杨万里通过“以稚为老”的手法使童趣化为诗趣,一方面从稚子的心理出发,描写“脱冰”的动作细节;另一方面基于世人的心理去感受,欣赏其行为细节,这样孩童的稚气与老人的“天真”相映成趣,融为形之于笔端的盎然诗意。诗人发自内心地尊重儿童的天真,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
这是一首以乐府体写的寓言诗,表面上是写猛虎危害村民的情景,实际是写社会上某些恶势力的猖獗,启示人们认识现实。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点出猛虎所居,及其大胆妄为之状:“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猛虎本出入深邃幽暗的山林,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绕村寻衅,比喻恶势力依仗权势,肆意横行。两句发端立意,统领全篇。
接着,步步深入地刻画老虎的凶恶残暴、肆无忌惮之举。“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傍晚之际,猛虎孤身在大路上捕食生灵。这富有启迪性的诗句,可以令读者联想到羽林军的“楼下劫客楼上醉”,宦官们名买实夺的“宫市”,藩镇们的“政由己出”,屠城杀人,以及贪官们的税外“赋敛”羡余,这些都是趁朝廷黯弱之际的“当道”捕食。慑于猛虎的淫威,山中的麋鹿不敢有半点动静,喻指当时社会上一片恐怖,善良的劳动人民只好战战兢兢、忍气吞声地生活。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也是一种人世社会的借喻。它深刻揭示当时社会的恶势力有着非常深广的社会联系,皇亲国戚,豪门大族,利用封建宗族和裙带关系,结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各霸一方,危害百姓。
猛虎施虐为害,受害最深的要算靠近虎穴的山村了:“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黄牛是农家的重要生产资料,“取犊”而去,民必不堪。这两句表面是说老虎把爪牙伸向了附近的山庄,把农家的小黄牛咬死、吃掉,实则是写人中之“虎”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虐害人民、弄得民不聊生的情形。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这两句字面是说,这些猛虎作恶多端,就连那些号称善于骑射、以豪侠自命的人也不敢惹,只是来到林下看看它们的行迹。实际上是讽刺朝廷姑息养奸,为掩人耳目,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空来看行迹”,含有辛辣的嘲讽。
诗人胸中怨悱,不能直言,便以低回要眇之言出之,国事之忧思,隐然蕴于其内。全诗处处写猛虎,句句喻人事;写“虎”能符合虎之特征,寓事能见事之所指,寄思遥深,不言胸中正意,自见无穷感慨。
这是一首应制的七言歌行,记述武后访问龙门之事。史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此诗的几个词语需要解释。“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因此也就是帝王之道。“鼎”是王朝正统的象征。“瑶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欢宴的地方,这里暗示过度奢侈或纵欲的要求。
宋之问赞美武后的出游,用了许多较早的京城歌行的技巧,但他将夸张的描写诗句连接成近于叙述的形式,显得更加复杂。七世纪七十年代的京城诗人从京城赋中借来结构,以某种讽喻或否定的反应修饰他们对声色之美的赞扬。这种结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诗人仍然需要以某种道德评论结束诗篇,所以宋之问在结尾赞美了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及道德力量。
这首诗不时出现宫廷宴会诗的惯例。最先出现的两句七言诗(第五、六句)不对偶,但是随着诗人开始描写风景,各联诗就完美地相配了。诗人也未放弃宴会结束的长段描写,落日和淹留的快乐都写得与宴会诗一样得体。这种华美的描写风格一定曾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杜甫在安禄山叛乱后,回忆唐朝失去的繁盛时,常常哀伤地模仿这种宫廷描写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