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本文是一篇书序。文章先序兰亭修楔事,因修禊而“群贤毕至”,实际上是说明做诗的缘由;有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描写了作诗时的情景,指明了《兰亭集》是一部游宴诗集,有众多的作者,诗是即席之作;结尾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说明成书的经过,又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指出本书的意义。同时,作者善于借题发挥,从一次普通的游宴活动谈到了他的生死观,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使全篇在立意上显得不同凡响。全文共分三段。
文章首段记叙兰亭聚会盛况,并写出与会者的深切感受。
先点明聚会的时间、地点、缘由,后介绍与会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接着写兰亭周围优美的环境。先写高远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再写近低处“清流激湍”;然后总写一笔:“映带左右”。用语简洁。富有诗情画意。在写景的基础上,由此顺笔引出临流赋诗,点出盛会的内容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这是反面衬托之笔,以加张表达赏心悦目之情。最后指出盛会之日正逢爽心恰人的天时,“天朗气清”为下文的“仰观”、“俯察”提供了有利条件;“惠风和畅”又与“暮春之初”相呼应。此时此地良辰美景,使“仰观”、“俯察”,“游目骋怀”、“视听之娱”完全可以摆脱世俗的苦恼,尽情地享受自然美景,抒发自己的胸臆。至此,作者把与会者的感受归结到“乐”字上面。笔势疏朗简净,毫无斧凿痕迹。
文章第二段,阐明作者对人生的看法,感慨人生短暂,盛事不常,紧承上文的“乐”字,引发出种种感慨。
先用两个“或”字,从正反对比分别评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两种不同的具体表现,一是“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一是“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然后指出这两种表现尽管不同,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当其欣于所遇”时,都会“快然自足”,却“不知老之将至”。这种感受,正是针对正文“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聚会之乐而发,侧重写出乐而忘悲。接着由“欣于所遇”的乐引出“情随事迁”的忧,写出乐而生忧,发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慨叹、文章至此,推进到生死的大问题。最后引用《庄子·德充符》中的“死生亦大矣”来总结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的“痛”之所在。
最后一段说明作序的缘由。
文章紧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发议论,从亲身感受谈起,指出每每发现“昔人兴感之由”和自己的兴感之由完全一样,所以“未尝不临文嗟悼”,可是又说不清其中原因。接着把笔锋转向了对老庄关于“一生死”,“齐彭殇”论调的批判,认为那完全是“虚诞”和“妄作”。东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喜好虚无主义的清谈,庄子认为自然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且把长寿的彭祖和夭折的儿童等同看待,认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作者能与时风为悖。对老庄这种思想的大胆否定,是难能可贵的,然后作者从由古到今的事实中做了进一步的推断:“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才“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留于后人去阅读。尽管将来“事殊事异”,但“所以兴怀。其一致也”。这就从理论上说清了所以要编《兰亭诗集》的原因。最后一句,交代了写序的目的,引起后人的感怀。文字收束得直截了当,开发的情思却绵绵不绝。
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简洁,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殇”和“修楔事”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时代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这首曲子通过对瓦匠辛勤劳作的描写,写出瓦匠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表现出对勤劳美德的赞美,还蕴含有富贵如云,不如手艺在身稳当,世事沧桑,富贵荣华不足羡之意。全曲纯用口语,显得亲切自然,看似浅显而实富内蕴。
《水仙子·瓦匠》这首散曲,以方言口语用对比手法赞美瓦匠的精神及其卑视权贵以勤奋劳动自豪的崇高志尚,真诚心态跃然纸上。其中头三句属联珠对,由“恰”“初”“重”三字相绾,这位瓦匠忙碌及其对职业的热爱,一并传出。接着以“弄泥浆”“数十年”二句加以概括,更见其操守之坚。因此,他对“金张第”“王谢宅”之蔑视,实属出诸肺腑,极为自然。这二句不乏调侃戏谑之味,益显其意志弥坚。最后说“都不如手镘坚牢”,充分抒发了他的自豪感,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此曲和《醉太平·挑担》均系北调。“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魏良辅《曲律》)。故“曲有两不杂,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曲苑·曲律》)。
而在《水仙子·瓦匠》这曲中,“金张第”“王谢宅”二句,与诸前后各句迥然有别,这两句不仅用典,并且儒雅而有文采了,但有“游麋鹿”“长野蒿”二语杂之,在绮丽中又不乏俗意,柔中有劲,仍不失北调之基因。而正是有了富于变格性的这两句,不仅强化了内容,并且在艺术上也有变化了,给此曲添了光彩。全曲末三句由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诸句脱化而出,而又不乏新意。
这首曲子着重表现普通劳动者的自豪感,瓦匠是个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这首小令以劳动者的口语来表现,显得格外亲切自然,看似浅而实富有内蕴,都经得起咀嚼品味。这首小令还有明白如话的特点。像这样的小令在《滑稽余韵》集中可说是比比皆是,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陈铎散曲的一大特色。
小说中,林黛玉病卧潇湘馆,秋夜听夜声淅沥,灯下翻看《乐府杂稿》,见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夜夕》。”《春江花月夜》系初唐诗人张若虚所作,是一首写离愁别恨的歌行。这首诗在格调和句法上都有意模仿它。“代别离·秋窗风夜夕”,前者是乐府题。代,如同“拟”,仿作的意思。用“代”字的乐府题,南朝诗人鲍照的集中特多。一般情况下,乐府诗不另外再加题目,这里因为又仿初唐歌行《春江花月夜》而作,所以又拟一个字面上与唐诗完全对称的、更具体的诗题。
《秋窗风夜夕》的作意,如果不加深求,可以说与《葬花吟》一样,都可以看作是林黛玉伤悼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它已没有《葬花吟》中那种抑塞之气和傲世态度,而显得更加苦闷、颓伤。这可以从以下的情况得到解释:林黛玉当时被病魔所缠,薛宝钗对她表示关心,使她感激之余深自悔恨,觉得往日种种烦恼皆由她自己多心而生,以至自误到今。林黛玉本来脆弱,在病势加深的情况下,又加上了这样的精神负担,就变得更加消沉。但是,如果读者认为作者写此诗并非只为了一般地表现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要细究其深意,那么也就会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无论是《秋闺怨》、《别离怨》或者《代别离》这类题目,在乐府中从来都有特定的内容,即只写男女别离的愁怨,而并不用来写背乡离亲、寄人篱下的内容。此时林黛玉双亲都已过世,家中又别无亲人,诗中“别离”、“离情”、“离人”等等用语更是用不上的。再从其借前人“秋屏泪烛”诗意及所拟《春江花月夜》原诗来看,也都是写男女别离之思。可见,要说“黛玉不觉心有所感”感的是她以往的身世遭遇是很难说得通的。这首诗只能是写一种对未来命运的隐约预感,而这一预感恰恰被后半部佚稿中贾宝玉获罪被拘走因而与林黛玉生离死别的情节所证实(参见《红楼梦曲·枉凝眉》、《葬花吟》等诗鉴赏),曹雪芹的文字正有这种草蛇灰线的特点。《红楼梦曲》中写林黛玉的悲剧结局是:“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脂砚斋所读到的潇湘馆后来的景象是:“落叶萧萧,寒烟漠漠。”这些也都在这首诗中预先作了写照。
小说中林黛玉刚写完诗搁下笔,贾宝玉就进来了,下面所描写的主要细节是:林黛玉先说贾宝玉像渔翁,接着说漏了嘴,又把她自己比作“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因而羞红了脸。对此,用心极细的脂砚斋用批语揭示作者这样写的用意说:“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这一批语,对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写这首诗的用意,是很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