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南京古称金陵,此名得之甚早,《金陵图》云:“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凿地断连岗,因改金陵为秣陵。”他们的作法似乎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后汉书》中说: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叹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
公元212年(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孙权将统治中心自京口迁至秣陵,改名建业,取其“建功立业”之意。229年,孙权在此正式称帝,与曹操、刘备三分天下。其后,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相继在此建都,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六朝”(229—589年)。这些朝代国祚极短,又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后代诗人面对“王气黯然收”之后的金陵,想象秦淮河上金粉浮动、光影飘摇的往昔,常常为之感喟唏嘘,“金陵怀古”遂成为咏史诗中的一个专题。刘禹锡的《金陵五题》是写得早而又写得好的诗篇,在主题、意象、语汇诸多方面,都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金陵五题》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着笔,反复表现“兴亡”这一核心主题。
石头城
这是组诗的第一首。此诗写石头城故址和旧景犹存,但人事已非,六代的豪华已不复存在,为此引发无限的感慨。诗中句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思想在字面上不着痕迹,而深味其境,则各有会心。白居易读后,曾“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赞曰:“我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
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依然在围绕着它。这里,曾经是战国时代楚国的金陵城,三国时孙权改名为石头城,并在此修筑宫殿。经过六代豪奢,至唐初废弃,二百年来久已成为一座“空城”。潮水拍打着城郭,仿佛也觉到它的荒凉,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带着寒心的叹息默默退去。山城依然,石头城的旧日繁华已空无所有。对着这冷落荒凉的景象,诗人不禁要问:为何一点痕迹不曾留下,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见那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如今仍旧多情地从城垛后面升起,照见这久已残破的古城。月标“旧时”,也就是“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思,耐人寻味。秦淮河曾经是六朝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曾经是彻夜笙歌、春风吹送、欢乐无时或已的地方,“旧时月”是它的见证。然而繁华易逝,而今月下只剩一片凄凉了。末句的“还”字,意味着月虽还来,然而有许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此诗寄托诗人昔日繁华无处寻觅的感慨,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乌衣巷
这首诗曾博得白居易的“掉头苦吟,叹赏良久”,是刘禹锡最得意的怀古名篇之一。
首句“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地点相邻,历史上也有瓜葛。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同乌衣巷偶对天成。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的历史联想,是“一石三鸟”的选择。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桥边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时当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畔,这就使读者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作者在“万户千门成野草”(《台城》)的诗句中,就曾用“野草”象征衰败。在这首诗中,这样突出“野草花”,正是表明,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已经荒凉冷落了。
第二句“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开花”解的“花”字相对应,全用作动词,它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这西下的落日,再点上一个“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阗的。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
经过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之后,按说,似乎该转入正面描写乌衣巷的变化,抒发作者的感慨了。但作者没有采用过于浅露的写法,诸如,“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孙元宴《咏乌衣巷》)、“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无名氏)之类;而是继续借助对景物的描绘,写出了脍灸人口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飞燕,让人们沿着燕子飞行的去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里已经居住着普通的百姓人家了。为了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的意图,作者特地指出,这些飞入百姓家的燕子,过去却是栖息在王谢权门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旧时”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居民是多么不同于往昔。从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
飞燕形象的设计,好像信手拈来,实际上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晋傅咸《燕赋序》说:“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当然生活中,即使是寿命极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谢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台城
这首怀古诗,以古都金陵的核心──台城这一六朝帝王起居临政的地方为题,寄托了吊古伤今的无限感慨。
首句总写台城,综言六代,是一幅鸟瞰图。“六代竞豪华”,乍看只是叙事,但前面冠以“台城”,便立刻使人联想到当年金陵王气,今日断瓦颓垣,这就有了形象。“豪华”之前,着一“竞”字,直贯六朝三百多年历史及先后登基的近四十位帝王。“竞”当然不是直观形象,但用它来点化“豪华”,使之化成了无数幅争奇斗巧、富丽堂皇的六代皇宫图,它比单幅图画提供的形象更为丰满。
次句在画面上突出了结绮、临春两座凌空高楼(还应包括另一座“望仙阁”在内)。“事最奢”是承上“豪华”而发的议论,“最”字接“竞”字,其奢为六朝之“最”,可说登峰造极,那么陈后主的下场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了。这一句看起来写两座高楼,而议论融化在形象中了。这两座高楼,虽然只是静止的形象,但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对楼台中人和事的联翩浮想。似见帘幕重重之内,香雾缥缈之中,舞影翩翩,轻歌阵阵,陈后主与妖姬艳女们正在纵情作乐。诗的容量就因“结绮临春”引起的联想而更加扩展了。
第三句记楼台今昔。眼前野草丛生,满目疮痍,这与当年“万户千门”的繁华景象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一个“成”字,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数百年前的盛景,似乎一下子就变成了野草,其中极富深意。读者仿佛置身于惨碧凄迷的瓦砾堆中,当年粉黛青蛾,依稀可见;今日累累白骨,怵目惊心。
结句论述陈后主失国因由,诗人改用听觉形象来表达,在“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凄凉情景中,仿佛隐约可闻《玉树后庭花》的乐曲在空际回荡。这歌声使人联想到当年翠袖红毡,缓歌曼舞的场面,不禁使人对这一幕幕历史悲剧发出深沉的感叹。
怀古诗往往要抒发议论的,但这首诗不作抽象的议论,而是把议论和具体形象结合在一起,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让严肃的历史教训化作接目摇心的具体形象,使诗句具有无限情韵,发人深思,引人遐想。这样,读者毫不感到是在听诗人枯燥地讥评古人古事,只感到在读诗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生公讲堂
这是《金陵五题》的第四首,咏唱金陵的一处佛教古迹。生公是对东晋高僧竺道生的尊称。相传他特别善于讲说佛法,刚到苏州时,由于不被了解,无人听讲,于是就对着石头讲了起来,结果石头都受了感动,点头赞许。“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谚语,就是说的这件事。可以想见,他在金陵的传法活动也一定是非常热烈的,所以有“生公说法鬼神听”一句。不说人听,而说鬼神听,形象地渲染了当时听讲人数的众多和虔诚,这是深入一层写。但后三句却由热变冷,转写生公身后的萧条。萧条的标志是,当年的讲堂现在已经一片冷清,连夜间都不用上锁了。那庄严的高座,已是布满灰尘,无人过问。只有一方明月,还是像从前那样,挂在天上,照着中庭。此诗章法是前一后三式,即前一句盛,后三句衰。与此相反的是前三后一式,如李白《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一般的七绝都是在第三句转折,而这首《生公讲堂》与李白《越中览古》的转折一在第二句,一在第四句,皆属变格。
江令宅
这是组诗的最后一首,咏江令家宅。南朝有两个江令,一是江淹,二是江总。江淹没有到过北方,江总曾由陈入隋。根据此诗首句可确定这里的“江令”指的是江总。江总,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仕梁,为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陈时,曾任尚书令。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陈书·江总传》)。入隋,拜为上开府,后放回江南。“南朝词臣北朝客”就是对他这段人生经历的概括。此诗是作者借凭吊江家宅遗迹,抒发怀古感慨,指出“狎客词臣惑主误国”这一导致南朝灭亡的原因。诗作先是站在江总的角度,写他从北朝归来时所见凄凉景象:秦淮河再也不见昔日笙歌缭绕、灯影攒动的繁华,只有碧绿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江总是亲眼见证了故国兴亡的人,兴亡之事又与他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作者来到江总黯然度过余生的地方──江令宅,只见“池台竹树三亩馀”,池台依旧,竹树森然,而人事不再,世事沧桑,他又成了见证历史兴亡的又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