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联写思妇盼望归人,眼泪汪汪等到傍晚,结果是“闻道邻家夫婿归”;颔、颈二联说四时轮回,光阴荏苒,怨相思永续不变,哀信息久候不见;尾联谓自己久盼的人不到家,思妇的情绪自然是更加倍感孤独凄凉。全诗情景交融,表现出女子孤零零一人黯然神伤的情绪。
“蘼芜盈手泣斜晖”句中,“赚芜盈手”是说采了满手的蘼芜,完全是一个弃妇的形象。因为被遗弃,所以在斜阳里悲泣,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
第二句“闻道邻家夫婿归”,显然是听到邻居家远行的丈夫回来了,引起自己思念丈夫的无限的感慨,这就更增强她被遗弃的悲哀感、孤独感。
第三四句“别日南鸿才北去,今朝北雁又南飞”写自己与丈夫分别时正是春天南雁北飞之时。现在又是北雁南去,已是深秋了。诗中的“雁”和“秋”引发人的愁怀。无论是春天来了,还是秋天去了,可相思之情却从来没有离开她的心中,春去秋来,还是得不到丈夫回心转意的消息,这就更让她心如刀割。这种无望的期待更增加了诗的悲凉气氛。
最后以“扃闭朱门人不到,砧声何时透罗帏”结束全诗,把诗推向高潮,叫人如何不想念自己心中的情人,如何不更叫人感到凄凉孤单,孤苦无告。
全诗没有一个“怨”字,却处处让人感到“怨”,无须言“怨”,其怨情自现。
前两句“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先透过春日已归而人犹滞留不归,把王勃为客在外的心神写得神伤情悴。“春事一朝归”是借由春日返回大地的迅速,来比喻为客羁留在外的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一年。至于“客心千里倦”一句,则是用来强调远在千里为客的神伤情悴,“倦”字原来是厌倦之意,对于远在千里为客感到厌倦,所以觉得神伤情悴。长久因为远在千里作客不得归而神伤的情怀,在眼见春日一朝而归的情景对比下,心灵自然显得益加憔悴恍惚。
后两句“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则是写出春日重回,春花重开又谢,但是作者羁留在外为客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变。“重见落花飞”一句,充分把王勃心中为客,千里外度日如年的心思表达出来。此诗起笔壮阔而有劲,文字修辞平淡而情感深厚,意境的表达十分浑厚,已具有盛唐诗的雏形了。
这首《羁春》诗与作者另外一首诗作《山中》诗的韵脚完全相同,而且两诗抒写的都是客愁旅思,但写诗的季节不同,环境不同。因此,两诗的情虽同而景则异:《山中》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秋风起、黄叶飞的景色;《羁春》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春事了、落花飞的景色。两诗的写法也有不同之处,在这首《羁春》诗中,情与景却是交错出现、杂揉在一起。应当说,《羁春》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及《山中》诗的。相比之下,《山中》诗的笔墨较劲健,意象较浑成,句格也较成熟;《羁春》诗则略嫌柔弱显露,而且是一首失粘的律绝。但是,两诗合参,彰显作者的羁旅之情。
女皇的《制袍字赐狄仁杰》(《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第58页)一诗短小精悍,寥寥12字,达到了褒奖勋臣,树立典型,驾驭臣下的目的。
这是指公元696年,在契丹攻陷冀州的危机时刻,狄仁杰调任魏州刺史,以民生为要,提振军民退敌信心,兵不血刃使得契丹退兵,深得百姓爱戴,为其立了生祠;同时龙颜大悦,擢升其为幽州大都督,并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这一表彰,便收录在《全唐诗》中,名为“制袍字赐狄仁杰”。全诗四句十二字,既是对狄仁杰的表彰,也是对他的激励。前两句概括了狄仁杰的功绩,说他辅佐朝廷,志守清廉而勤政,后两句是要求狄仁杰率励朝中大臣,要他居宰相之位,激励大臣们同心协力,治理好国家。寥寥数语,既高度肯定了狄仁杰的勤勉施政,又对狄仁杰给予厚望,成为武则天心目中选拔高管的标准版本。狄仁杰不负皇帝的褒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均能竭心尽力;在治理民生方面,后人评价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难怪狄仁杰故去,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