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首句极写春日无聊况味。“不剪春衫”，有两重意：一是无人为剪春衫，一是无意出外春游。作者在《寿楼春·寻春服感念》词中写道：“裁春衫寻芳。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此时心事重重，意趣索然，唯有闭门不出。“愁意态”三字，补足句意。次句转接得极妙，仿佛是由于春寒料峭才不剪春衫，用意便觉渺远。元宵节赏完收灯，本该出门去探春，可是，作者却无心探春，只轻点一笔“有些寒在”，便把词人难以为怀的境况托出，为下片追忆往事作了铺垫。接以“小雨”三句，写听到卖杏花的情景。尽管词人意绪寥落，不愿出门探春，可是，春天的信息还是传到这无人的深巷中。写杏花之诗，宋人多有佳句，陈与义云：“杏花消息雨声中”，陆游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皆脍炙人口，而此词云“小雨空帘，无人深巷，些早杏花先卖”，余韵悠长，却是典型的词语。在恼人的春寒中，帘外，飘洒着丝丝细雨，深巷里阒寂无人，忽然，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勾起了词人无名的怅惘。情与景遇，一拍即合，下文便转入感慨与追忆。
“白发潘郎宽沈带”，是关键之笔。晋代潘岳《秋兴赋》中说自己三十二岁时便鬓发斑白，南朝梁沈约在写给徐勉的信中说自己因病消瘦，腰带也觉得宽了。潘鬓沈腰，是诗词中常用的典实。点出愁怨与无奈，芳节重临，年华荏苒，索居憔悴，往事凄迷——“怕看山、忆他眉黛”，至此方转入正题，点出佳节不出的真正原因，与上文“不剪春衫”等语相呼应。《西京杂记》描写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故诗词中常将佳人之眉与青山互喻。作者《绮罗香》词云“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而此词说怕看山而想起伊人的眉黛，当有同样的感受。末三句，尽态极妍，辞情俱到，诚为妙笔。念念不忘的是伊人当年在故园中踏青挑菜的情景；她那绿如芳草的罗裙，拖曳在如茵的芳草地上；春日的艳阳，透过烟霭，斜照着她如云的鬓发。结句为全词着意所在。二月二日，为“挑菜节”，城中士女相率到郊外或园林中游现戏乐，这也是男女约会幽欢的好时机。题中“闻卖杏花有感”之意，至此全出。正月十八收灯之后，再过十多天便是挑菜节，卖花声声，触起心中的隐痛，中年情怀，就更是难堪了。
上下片今昔对比，均以清丽之笔出之，写芳春景物情事，风致嫣然，唯于两片首句略点愁意，正见梅溪词笔高处。
先析第二首，作者首先以饱满充沛的热情歌颂了宋太祖、宋仁宗，追述了北宋的历史。
“建隆家业大于天，庆历春风一万年”，宋太祖结束了五代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宋王朝，；宋仁宗享国最长，达四十三年之久，政治比较清明，在庆历年间国力鼎盛，旧史家和小说、讲史人都爱以宋仁宗为宋极盛之世。因此诗人把他们作为民族景仰的代表来歌颂，这样起题以唤起爱国之思的手法是比较精简凝练的。
颔联点出宋徽宗信任奸臣蔡京、童贯，本来收复幽燕是应该的，但应该从政治、军事上充分准备，而宋徽宗信用的奸臣却以笑谈出之，结果收复幽燕落了空，为国家造成损害。
颈联紧承颔联，指出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与金约和造成了“易水今移淮水前"的局面。易水是河北的一条河，与白沟河相通，用以象征宋辽的分界线。而今宋和金的分界线却南移到了淮河，感慨是深沉的。
尾联最后表达了作者的愿望，愿国家强大，恢复中原，要改变淮河“两岸舟船各背驰”的局面，同时也只有在中原恢复之后，淮河才不成为界河，才可以“一波分护两涯船”。
第二首的历史背景明了之后，就不难读第一首了，万里的诗以白描、不掉书袋，不避俚俗著名，他善于从日常生活和眼前景物中，寻找题材。并能以新鲜活泼的笔触，发抒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意境清新感情真挚。此诗首联“第一山头第一亭，闻名未到负平生”，便是以非常接近白话的语句开始的。除“第一山"需要略加诠解外，没有一个难字。“第一山”在此诗里具有唤起读者注意，敲起国土沦丧的警钟作用，一开头就使人感到盱眙军这里不平常，使人感到作者在另一首《初人淮河四绝句》所表达的“人到淮河意不佳”的沉重气氛。颔联“不因王事略小出，那得高人同此行”，紧紧申明首联，若不是受朝命来接待金国使臣，是不会到这样一个最前线的要地的。颈联“万里中原青未了，半篙淮水碧无情”，倾泻了作者对中原的无限深情，表达了作者对在金人残酷统治下广大北方人民的怀念。
中原是华夏古老文化发祥之地，也是宋代的兴王之地，北宋的列祖列宗都葬在河南，然而因为宋徽宗的昏庸，以致入于金人之手，滔滔的淮水把本是一家的人民分割成两地而居，长期得不到统一，碧绿的淮水真是无情。这正如作者在《初入淮河》所说的“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淮河两岸的人民还不如淮河中的鸥鹭，可以“北去南来自在飞”。还不如天边的归鸿，可以“一年一度到江南”。因此颈联十四个字表达了统一和收复失地的心愿，用非常经济的笔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尾联“登临不觉风烟暮，肠断鱼灯隔岸明" ，对全诗再作一次概括，在暮霭苍茫的时候，从盱眙东南第一山北眺，可以看见被金人统治的淮河北岸渔火，那儿的人民该有多少辛酸和苦难，他们会有多少不堪忍受的痛苦要向亲人诉说，可是滔滔的淮河无情地把他们要想倾诉的话隔住了，而南岸的赵宋小朝廷却歌舞湖山，没有一丝一毫的雄心壮志去恢复失地。在这样临高远眺的时刻，望淮北，念中原，想南方，怎能不使诗人肠断心伤。
杨万里的诗风着意创新，“（故）其争新也在意，而不在词，当其意有所得，虽村夫牧竖之俚言稚语一切阑入，初不以为嫌，及其既成，则俚者转觉其雅，稚者转觉其老”（赵翼《杨诚斋诗集序》）。此诗在词汇上如“不因”、“小出”、“那得"都是当时的口语，但经过他巧妙的组合，完全不觉得质俚无文，真做到了赵翼所说“俚者转觉其雅，稚者转觉其老”。全诗音节铿锵，余韵悠扬，在他的诗集中，应该算是上品。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