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这首诗首联写诗人向友人告知今昔不如愿的难言苦衷，颔联写诗人告知朋友自己的凄凉境遇，颈联以物喻己写诗人心灰意冷的思归情绪，尾联点题并向朋友告知不堪奔波的宦游生涯，抒发了诗人因得不到重用而产生的怨恨与牢骚。全诗意趣高远、新巧而描写沉着。

　　首联是对过往的三十年的否定，首句中“知已非”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句意否定的内容，当是诗人自己对功名的追求。不过，陶渊明说“今是而昨非”，与此诗却说“今年依旧”，其中包含着不能如陶渊明那样毅然归去来的难言苦衷，诗人内心的悲怆就不是陶渊明可比的了。

　　颔联用人、秋作比，以秋归反衬人不仅难“归”，而且还不得不“犹去”的凄凉境遇。对于“黄尘满面”一副劳碌相的人，红叶只是“无言”，这神态，是同情诗人的不遇，或是劝其与秋同归。

　　颈联是用白描写景，情在景中。天寒、雁瘦、岁暮、乌微，这一幅幅丧飒凄厉的图画，正是诗人心灰意懒情绪的反映。鸿雁乃信使，瘦则无力，当然是寄书难达了。乌鸦至日暮便聚栖在村舍附近，诗中着一“微”字，表示暮色苍中视野模糊，更显诗人的茫茫之感。因而这一联在字句的背后还有思家的含义。

　　尾联回头点题。“往来屑屑”照应“黄尘满面”，用不堪奔波的情态描写，来说破“以事走郊外”，从这里可以知道题目中所说的“事”当是诗人极为厌恶却又不能不为之奔走的“公事”。“君应笑”在点明“示友”的同时又照应首联。不过这里从友人的角度看诗人的宦游生涯，比首联中的否定就更进了一步。

　　“南池照客衣”，化用杜甫《太平寺泉眼》中“明涵客衣净”的诗句，是“示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杜甫在放弃华州司功参军之职后西入秦州，艰苦漂泊之中亦时时流连自然，太平寺之游即是杜甫雅兴的流露。这种处境和爱好同诗人此时的情况是相类似的。这首诗如此结尾，还足以使诗人诗风中“俊雅”的一面成功地克服了由于牢骚太盛而可能产生的板滞和村伧气，把诗篇收束得雍容飘逸。

　　此诗的情态描写也值得注意：用“黄尘满面”“往来屑屑”写己，用“君应笑”状友，都极生动、形象，在主客之间构成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此外，写鸿雁用“瘦”，写鸟乌用“微”，不仅各具特征，宛然可见，而且很符合秋归之日的节令和此诗的题旨。

　　这首词通过写重阳宴会的所见所感，抒发隐居之乐。

　　上片由眼前的重阳宴会而想起了东晋风流名士在龙山举行的高会，当年众名士不拘小节，无论长官下属都洒脱放旷，极尽风流，然而只有那位落帽参军孟嘉才能识得酒中真味。如今往事已过千年，词人在这重阳宴会上把酒临风，想要效仿魏晋风流，但是知音太少，无人可与自己交谈，再加上看到眼前飞过的两只蝴蝶，就更让辛弃疾感慨万端了。

　　下片承接上文引出东篱采菊的爱酒高人陶渊明。他也是辛弃疾平生最为景仰的高士。陶渊明有一种天真自然的风度，平日以无弦琴作弹奏之状自娱，虽然不通音律，却能得其中雅趣，十分尽兴。以“空杯”问陶，语言生动幽默，别有一番情趣。结韵之“同醉今夕”，则将陶渊明引为隔代知音，恨不能与其把盏相谈。

　　词上下片起承转合自然流畅，用韵整齐；词人通过追忆晋人龙山盛会的雅量趣事，然而晋人已逝，樽前客稀，惟余“眼中三两飞蝶”的凄凉，抒发了物是人非，知音少的伤感情。“须信采菊东篱”表现词人对陶潜归隐生活的羡慕之情。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

　　这里的“华灯”“玉樽”既是写实，更是用以烘衬“豪门”的穷奢极欲铺排张扬的生活。“娇女”，说明少女处于一种被压迫无力抵抗的地位。两句对衬：一面是奢侈荒淫，一面是生活所迫；一面是酒食喧腾，一面是强为欢乐。两句写了同一场景，而人的苦乐迥异，这正是身份背景对立的表现，也是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真实写照。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这两句全是写“侍玉樽”的“娇女”。面对着这伙酒气熏熏的富豪们，少女忽然想到了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天地”里的亲人。她流下了眼泪，但是这眼泪却不敢也不愿让人看见，一个“掩”字，语重千钧，深刻地反映出这位孤苦无依少女的处境，凝聚着作者鲁迅深厚的同情。“佯看”，见出少女的聪明智慧，更见出少女的不得已；“强颜欢笑”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

　　这首诗作者在“尺幅”之大的画面上，绘出了当时生动的阶级压迫情景，囊括了彼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实”世界。当时的旧中国，一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吃人者”的荒淫与奢侈；一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的“被吃者”的痛苦与呻吟。诗的思想内涵是既广袤而又深刻。

　　在艺术上作者采取了“以小见大”“以点代面”的写法，由于作者深知七言绝句的“局限”性，所以他一面选取了豪门盛宴这一场景，一面却以“娇女侍樽”作为中心出现在“画面”上。表面看来，前者是“主”，后者是“宾”，但实际恰恰相反，诗的主题中心在“娇女”（她代表着一个阶级，一个“世界”），而“华灯照宴”那喧腾气氛，不过是用来衬托这一中心人物，反衬她的可亲可敬，以及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