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是陆游晚年后居山阴时所作。八句诗前六写景，后二结情；全诗紧紧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亦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
首句“湖山”二字总冒全篇，勾勒环境，笔力开张，一起便在山关水色中透着一个“幽”字。次句写到居室周围，笔意微阖。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确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又确乎是“绕屋树扶疏”的初夏景象。这一句暗笔点题。颔联紧承首联展开铺写。水满、草野、鹭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然上句“观”字，明写所见；下句却用“蛙鸣”暗写所闻。明、暗、见、闻，参差变化，且上句所、言，湖水初平，入眼一片澄碧，视野开阔，是从横的方面来写。白鹭不时自蓝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飞儿从上至下，视野野远，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横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下一“观”字，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之清幽，物之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野远的意境。从下句看，绿草丛中，蛙鸣处处，一片热闹喧腾，表面上似与上句清幽景色相对立，其实是以有声衬无声，还是渲染幽静的侧笔。而且，这蛙鸣声中，透出一派生机，又暗暗过渡到颈联“箨龙”、“木笔”，着意表现，自然界的蓬勃生意，细针密线，又不露痕迹。“箨龙”就是笋，木笔，又名辛夷花，两者都是初夏常见之物。“箨龙”已经过去“头番笋”，则林中定然留有许多还没有完全张开的嫩竹；“木笔”才开放“第一花”，枝上定然留有不少待放的花苞。诗人展示给读者的是静止的竹和花，唤起读者想象的却是时时在生长变化的之中的动态的景物。
从章法看，这前六句纯然写景，而承转开阖，井然有序。颔联“水满”“草野”是水滨景色，承前写“湖”；颈联“头番笋”、“第一花”，则是山地风光，承前写“山”。首句概言“湖山胜处”，两联分承敷衍，章法十分严谨。但颔联写湖，是远处宽处景色；颈联写庭院周围，是近处紧处的风光。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律诗中二联必分宽紧远近”，这就在严谨中又有变化。
诗的前六句极写幽静的景色之美，显示诗人怡然自得之乐，读诗至此，真令人以为此翁完全寄情物外，安于终老是乡了。但结联陡然一转，长叹声中，大书一个“老”字，顿兴“万物得时，吾生行休”之叹，古井中漾起微澜，结出诗情荡漾。原来，尽管万物欣然，此翁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忽然想到晚日旧交竟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惘然，无人可诉说。志士空老，报国无成，言念至此，只能怅怅。所以说这首诗在幽情中自有暗恨。
陆游这组诗一共四首七律，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四首诗都着意写幽居初夏景色，充满了恬静的气氛，但心情都显得不平静。第二首有句云“闲思旧事惟求醉，老感流年只自悲”，可见旧事不堪回首，只求于一醉暂时忘却。第三首颈联说：“只言末俗人情恶，未废先生日晏眠”，说明先生之所以“日晏眠”，乃由于“末俗人情”之险恶不堪回。第四首结联说：“移得太行终亦死，平生常笑北山愚”，则是嗟叹自己空有移山之志，而乏回天之力；笑愚公，其实是自慨平生。陆游晚年村居诗作，周必大评为“疏淡”，刘熙载称为“浅中有野，平中有奇”。这类诗的渊源所自，历来论者无不指为“学陶”、“学白”。从他大量的写农村风光的诗来看，特别是从这首《幽居初夏》看，固然有陶渊明的恬静，白居易的明浅，但此外另有陶、白所不曾有的一境；他的心总是热的，诗情总是不平静的。即使所写景物十分幽静，总不免一语当起微澜，在“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梁清远《雕丘杂录》说：“陆放翁诗，山居景况，一一写尽，可为村史。但时有抑郁不平之气。”这是陆游一生忧国忧民，热爱生活，积极用世，坚韧执着的个性的闪现，也正是这首《幽居初夏》的特色。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唐代试律诗一般为六韵，此诗则是一首四韵诗的典例和佳作。毛奇龄《唐人试帖》根据荆冬倩“奉试”诗亦为四韵认为可能是当时官限如此，而直至后来，“奉试”诗才又变为六韵。
此诗寥寥数句就突出了明堂上的火珠明亮耀眼的特点。首两句从明堂入笔点出火珠，接下来四句则写了火珠的来辉。作者以月与星作比，可谓妙绝。“夜来双月满”之“双月”，一实指天上的月亮，一喻指明堂的火珠，两者并举就说明火珠皎洁来白之至与天下月亮无二，仿佛又一轮明月遗落人间，两月同散发出柔和的微来为夜晚增添了不少景趣。夸张、衬托至极致。而“曙后一星孤”句对仗工整，描写的是天亮月亮落下后的景象：虽然月亮消失了，但火珠的来辉不减，就像一颗永挂天边的星星。“天净来难灭，云生望欲无”二句，继续写火珠之来，写出了其珠来闪闪的特点。最后，诗人以颂扬作结。因火珠乃他国所献之宝物，有此盛事正说明国家之强大及时代之太平。结句遣字用词还算颇有气势，只是意义平平，未免落入俗套。
此诗虽有宫体诗味，但取景空阔，清明自然，不失名家气度。诗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历来受人关注。此联描写的是明堂上的火珠，在夜晚与月来相衬如同一双明月，而曙后天明月亮西沉时，火珠仍然如一颗孤星在明堂屋顶上闪闪发来。后来有人把“曙后一星孤”一句别解为崔曙死后只留下一个名叫星星的女儿。《分门古今类事》“崔曙一星”：“崔曙作《明堂火珠》诗云：‘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时称佳句。未几。曙卒。无子，惟一女，名星星。星，盖其谶也。”在这样的附会之下，“曙后一星孤”竟然成了诗谶。
该诗前两句泛叙相州百姓迎接“汉官”的场面，后两句专叙“白头翁媪”拜见使者的情景。这首诗采用了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亡国之痛，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是通过描写迎接汉官的场景，表现了金国统治下宋室遗民浓烈的故国之思。
“连衽成帷迓汉官，翠楼沽酒满城欢”，是广泛地叙写相州百姓自发地在翠楼附近成群结队欢迎“汉官”的感人场面。人们争相迎接故国使臣，衣衫相连宛若一道帷幕。他们把南宋使臣当做故国的象征，满城争看跪拜，沽酒欢庆。满城上下但见群情欢腾。然而，从一片欢腾的气氛中，又让人感受到了相州汉族百姓心中的那一份哀怨悲痛之情。
“白头翁媪相扶拜，垂老从今几度看”，则是专门地叙写“白头翁媪”拜见使者的情景。这些满头白发的老人，都已经年近古稀，今生今世没有几次机会再能看到宋朝派来的使臣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使臣是代表皇帝的，看到大宋王朝的使臣就如同看到了大宋王朝的皇帝，就如同回到了故国的怀抱一样。正因为如此，这些老人才不顾年迈体衰，互相搀扶着，纷纷向翠楼涌来，参加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不忘宋朝的一片忠心。
诗人用盛大的欢迎场面、“相扶拜”的生动细节和“垂老从今几度看”的沉痛语言，把沦陷区汉族人民在金国统治者监视下未必敢公开表露的怀恋故国之情和盘托出，同时也含蓄地流露出对南宋当局不图北伐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此诗赞扬陈七素有大志，一闻国家有难，即从戎请缨，万里赴边。歌词中处处流露出浑健壮逸的意境，既有称颂又有勉励，既饱含怨恨又无迹可寻，表现了诗人关心国事的感情，预祝友人早日凯旋，也抒发出诗人对明主弃才，友人失意的愤慨。
首联，诗人从日常经验出发，揭示了非凡之人常常在琐碎小事中度日，似乎毫无作为。这种叙述有助于减轻友人因仕途不顺而感到的愧疚，为后文的称颂和鼓励铺垫。首句中的“吾观”表明这种观察是亲身经历，语气坚定，让人不容置疑。
第二联将视野由普遍转向具体，切入描述友人的抱负和经历。前后两联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顺承自然。“鸿鹄志”的三个字既是对友人高尚志向的褒奖，也是表露诗人自身“冲天羡鸿鹄”的雄心。而“蹉跎”一句则道出了友人因才华被埋没而心生愤懑，也映射出诗人壮志难酬，浪费光阴的苦闷之情。
第三联从感伤情怀转向雄浑豪放，通过数字的对仗形成节奏感。“一闻”与“万里”之间的对比，再加上“忽”字，生动地展现了友人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国难，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最后以反问句作结，紧扣主题，展示诗人自己也将前往京城谋求前程，同时预祝友人在前程路上获得胜利，早日有所建树。这一句形成了与前文呼应的结局，巧妙地将诗篇落点明确地安置在鼓励友人和展望未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