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和春深剧，愁逢日暮增。
家书闻子病，时事说兵兴。
流汗才挥扇，风寒忽似冰。
困和春深剧，愁逢日暮增。
家书闻子病，时事说兵兴。
流汗才挥扇，风寒忽似冰。
这首诗，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是那个在云封高岫上的“将军”，矛头指向国民党首脑蒋介石，是极为有力的。“高岫”原作“胜境”，“胜境”只指名胜风景，显不出是庐山，改作“高岫”，就把庐山突出出来了。“霆落”改成“霆击”，用“落”是从上而下，用“击”是有意的轰击，又突出“灭下民”的罪恶。“戮下民”是屠戮下民，改为“灭下民”，是歼灭百姓，有全部消灭的意思，更其显出他们的罪恶用心。“到底”原作“依旧”，依旧是照旧，不如到底的更为有力。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鲁迅推敲修改的功夫，使得用词更为精确有力，更为生动。
“到底不如租界好”是有力的讽刺。在国民政府实施轰炸、屠杀人民的时候，托庇于洋人势力的租界上的高等华人，还在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所以也对他们进行讽刺。诗人以强烈的讽刺，揭露了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难当头之际，却抱着“不抵抗主义”，挟带金银财宝躲进租界，依然“方城为戏”，“麻雀取乐”，为非作歹。“住在租界里的人是有福的”（《天上地下》），鲁迅运用反语，指出了国民政府奴颜婢膝，甘当亡国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精神状态。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叙事，准确有力，饱含愤怒，后两句，寓揭露于讽刺，以讽刺代怒斥，改“依旧为“到底”，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本质。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贾至在唐肃宗朝曾因事贬为岳州司马。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认为贾至所写的一些绝句“皆谪居楚中而作”。这首诗大概也是他在贬谪期间所写。诗中表达的愁恨，看来不是一般的闲愁闲恨，而是由他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产生的流人之愁、逐客之恨。可与这首诗参证的有他的另一首《西亭春望》诗：“日长风暖柳青青，北雁归飞入窅冥。岳阳楼上闻吹笛，能使春心满洞庭。”
这里，除明写诗人身在岳州外，“柳青青”的景色与“草色青青柳色黄”既很象，而“日长风暖”的景象也近似“偏能惹恨长”的“春日”与“不为吹愁去”的“东风”。至于“满洞庭”的“春心”，与这首诗题所称的“春思”也大致同义。“春心”是因春来雁去而触发的旅情归心：“春思”是纵然在美好的春光中仍然排遣不去的、与日俱长的愁恨。
这首诗题作《春思》，诗中也句句就春立意。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诗人是以前两句反衬后两句，使所要表达的愁恨显得加倍强烈。首句“草色青青柳色黄”，已经用嫩绿、鹅黄两色把这幅春草丛生、柳丝飘拂的生机盎然的画面点染得十分明媚；次句“桃花历乱李花香”，更用暗笔为这幅画添上嫣红、洁白两色，并以写气图貌之笔传出了花枝披离、花气氤氲的浓春景象，使画面上的春光更加艳冶，春意更加喧闹。诗人在这两句里写足了春景，其目的在从反面衬托出与这良辰美景形成强烈对照的无法消除的深愁苦恨。
后两句诗就转而写诗人的愁恨。这种愁恨深深植根于内心之中，是不可能因外界春光的美好而消除的。南唐冯延已《鹊踏枝》词中“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两句，就是直接写出了这一事实。而贾至不这样直写，却别出奇思，以出人意表的构思，使诗意的表现更有深度，更为曲折。
诗的第三句“东风不为吹愁去”，不说自己愁重难遣，而怨东风冷漠无情，不为遣愁。这在诗思上深一层、曲一层，使诗句有避平见奇之妙。第四句“春日偏能惹恨长”，不说因愁闷而百无聊奈，产生度日如年之感，却反过来说成是春日惹恨，把恨引长，其立意就更新奇，遣词就更巧妙了。
人们在心烦意乱、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迁怒他人或迁怒于物。可是，诗人把愁恨责怪到与其毫不相干的东风、春日头上，既怪东风不解把愁吹去，又怪春日反而把恨引长，这似乎太没有道理了。但从诗歌是抒情而不是说理的语言来看，从诗人独特的感受和丰富的联想来说，又自有其理在。因为：诗人的愁，固然无形无迹，不是东风所能吹去，但东风之来，既能驱去严寒，使草木复苏，诗人就也希望它能把他心中的愁吹去，因未能吹去而失望、而抱怨，这又是合乎人情，可以理解的。诗人的恨，固然不是春日所能延长或缩短，但春季来临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在诗人的感觉上，会感到日子更难打发。张华《情诗》“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诗“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所写的都是同一心理状态，表达了诗人主观上的时间感。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诗人抱怨春日把恨引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诗的语言有时不妨突破常理，但又必须可以为读者所理解。也就是说，一首诗可以容纳联想、奇想、幻想、痴想，却不是荒诞不经的胡思乱想；诗人可以自由地飞翔他的想象之翼，却在感情的表达上要有可以引起读者共感之处。这首《春思》诗，正是如此。
这首词以写景为主，由景引出其中的哲理，让人深思。
前两句“西园花落深堪扫，过眼韶华真草草”是写景伤春。由春花凋零已尽，过眼韶华强调花期本就不长。但今日的西园之花是“开时寂寂无人，今日偏草摇落早。”盛开之时寂寞孤独，无人发现；偏偏在凋零之后又引起后来者的感慨悲哀。说明上天给人才能，又让他绝世而无知音。“开时寂寂尚无人，今日偏草摇落早”，就是这种“怨”的一个变相的反映。
接下来，王思维笔锋一转，展现了人超脱的一面。所谓“无待”的境界。花的美好和人的才能并不因无人欣赏就不存在，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作者借“山中”的“花事”表现出来。
“昨朝却走西山道，花事山中浑未了”，山中花比园中花有更强的生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你换了一个更开阔的视角来观察人生的时候，你对人生顿时就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感悟：“数峰和雨对斜阳，十里杜鹃红似烧。”这两句所写景物很美丽，而其中所蕴涵的那种超越自我的生生境界更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