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直接点题,夹叙夹议,主要通过史实,引发人们对岳飞蒙冤受屈产生愤慨。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起首从叙事起,引出以下直至终篇的慷慨。残碑的发掘出土,以铁的事实证明高宗当年褒奖岳飞千真万确。这便是“倚飞何重”的证据,可后来为什么又把岳飞残酷地杀害了呢?
“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词人举古来不合理之事相对照,以见岳飞之冤。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末二句归结到“后来何酷”的事实。上阕略叙事实,深致感叹,于感叹中连发三层疑议,层层紧逼,引起无限激愤,自然导入下片对事理的分析。
下片剖析岳飞被杀的原因。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侵略下日渐缩小,岂不念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这本不成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在于它出于寻常事理之外,那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实乃一针见血之论。鞭辟入里,不仅辛辣地诛挞了宋高宗丑恶的内心世界,也是数千年帝王争位夺权史中黑暗内幕的大曝光,读后令人拍案击节。“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二句揭出高宗必杀岳飞的原因。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可以置徼钦二帝死活于不顾。岳飞一贯主张抗金,恢复中原,且到朱仙镇大捷,中原恢复有望,再发展下去,势必直接危及高宗帝位。岳飞被杀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结尾二句归到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的罪恶默契。暴露了高宗的卑鄙自私的龌龊心理,岳飞之冤狱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此词纯以议论着笔,可当作一篇精彩的史论来读。全词以敕碑引发,渐次深入,既对岳飞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对宋高宗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残害忠良进行毫不留情地挞伐,语言犀利。此词犹如一篇宣判词,揭示了虚伪自私的宋高宗的真面目。它痛快淋漓,极具史胆史识,可谓咏史词的杰作。
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若无诗题,这首绝句就像是一首写景诗。它写的是在落花时节、日斜时光,遥望王侯第宅,所见到的楼台层叠、重门深闭之景。但联系诗题看,它显然是一首因事而题的托讽诗。它采用借物取喻,托景见意的艺术手法,收到了言微旨远、节短音长的效果。
诗的第一句“海燕西飞白日斜”,表面写日斜燕飞之景,实写在长安“卜居不遂”之客。周邦彦《满庭芳》词“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也是以燕喻人。但周词中的“燕”还有修椽可寄,而许诗所写的“燕”则因无椽可寄而孤飞远去。据《幽闲鼓吹》记述,白居易应举时曾谒见顾况,顾看了白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可不容易。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却可以说明,在唐代想卜居长安是很艰难的。诗中之客既“卜居不遂”,只得“薄游汧陇”,而水和陇州在长安西方,所以诗句以“海燕西飞”影射此行。
与这第一句诗形成对照的是第三句“楼台深锁无人到”。两句诗合起来,自然呈现出一个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来到长安的贫士难找一处栖身之地;另方面,重楼空闭,无人居住。根据一些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高楼深院的甲第固比比皆是,长期废弃的大宅也所在多有。白居易的《秦中吟》曾对此加以揭露和抨击。如《伤宅》诗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檐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又《凶宅》诗说:“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风雨坏檐隙,蛇鼠空墙墉。”这些诗句都是径陈其事,直指其失。但许浑的这首绝句,因为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不可能这样铺叙,就化繁为简,化实为虚。在这句中只从楼台的寂寞景象显示白诗中所描述的事实。它虽然不及白诗那样强烈鲜明,却有含蓄之妙、空灵之美。
尾句“落尽东风第一花”,可说是第三句的补充和延伸。它把第三句所写的那样一个楼台深锁、空无一人的景象烘托得倍加寂寥,起了深化诗境、加强诗意的作用。这句表现的花开花落、空负东风的意境,有点像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说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曲词隐含无限的惆怅和幽怨,这句诗同样是怅怨之情,浮现纸面。此处,不仅楼台任其废弃,无人居住,而且名花也空自飘落,无人欣赏,就更令人惋惜不尽了。
一首托讽诗,虽是意在彼而言在此,把本事、本意寓藏在对景物的描摹中,但作者总要在字里行间传情示意,或明或暗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这首诗,除了通过诗题表明写作动机外,诗中透露消息的主要是第二句“天门遥望五侯家”。句中的“遥望”二字显露了西去之客在临行前的依恋、怅惘、愤恨之情;“天门”二字则点出遥望之地在京城,望到的就是禁门外的景色。而句中的“五侯家”,在全诗中是承上启下的关捩。承上,是说上句暗指的西去陇之客此时视线所投向的是五侯之家,他的怅愤不平之气所投向的也是五侯之家;启下,是说在下两句中出现的空锁的楼台是属于五侯的,落尽的名花也是属于五侯的。联系唐代历史,自从安史乱后,宦官的权势愈来愈大,后来,连军队的指挥、皇帝的废立等大权也落到他们的手里。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是一首托讽诗。两诗都以“五侯家”三字点明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其所揭示的都是成为唐代政治上一大祸患的宦官专权问题。
在许浑这首诗中,所写的时间既是白日斜,季节又是残花落尽。全诗的色调暗淡,情调低沉,这是“卜居不遂、薄游陇”之客的黯然心情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唐王室衰败没落的预兆。
首句写景,并列三个意象(孤舟、微月、枫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有借月光写客愁的传统。而江上见月,月光与水光交辉,更易牵惹客子的愁情。王昌龄似乎特别偏爱这样的情景:“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行到荆门向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等等,都将客愁与江月联在一起。而“孤舟微月”也是写的这种意境,“愁”字未明点,是见于言外的。“枫林”暗示了秋天,也与客愁有关。这种阔叶树生在江边,遇风发出一片肃杀之声(“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真叫人感到“青枫浦上不胜愁”呢。“孤舟微月对枫林”,集中秋江晚来三种景物,就构成极凄清的意境(这种手法,后来在元人马致远《天净沙》中有最尽致的发挥),上面的描写为筝曲的演奏安排下一个典型的环境。此情此境,只有音乐能排遣异乡异客的愁怀了。弹筝者于此也就暗中登场。“分付”同“与”字照应,意味着奏出的筝曲与迁客心境相印。“水调子”本来哀切,此时又融入流落江湖的乐人(“流人”)的主观感情,引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迁谪者内心的共鸣。这里的“分付”和“与”,下字皆灵活,它们既含演奏弹拨之意,其意味又决非演奏弹拨一类实在的词语所能传达于万一的。它们的作用,已将景色、筝乐与听者心境紧紧钩连,使之融成一境。“分付”双声,“鸣筝”叠韵,使诗句铿锵上口,富于乐感。诗句之妙,恰如钟惺所说:“‘分付’字与‘与’字说出鸣筝之情,却解不出”(《唐诗归》)。所谓“解不出”。乃是说它可意会而难言传,不象实在的词语那样易得确解。
次句刚写入筝曲,三句却提到“岭色”,似乎又转到景上。其实,这里与首句写景性质不同,可说仍是写“鸣筝”的继续。也许晚间真的飞了一阵雨,使岭色处于有无之中。也许只不过是“微月”如水的清光造成的幻景,层层山岭好象迷蒙在雾雨之中。无论是哪种境况,对迁客的情感都有陪衬烘托的作用。此外,更大的可能是奇妙的音乐造成了这样一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感觉。“千重万重雨”不仅写岭色,也兼形筝声(犹如“大弦嘈嘈如急雨”);不仅是视觉形象,也是音乐形象。“千重”、“万重”的复叠,给人以乐音繁促的暗示,对弹筝“流人”的复杂心绪也是一种暗示。在写“鸣筝”之后,这样将“岭色”与“千重万重雨”并置一句中,省去任何叙写、关联词语,造成诗句多义性,含蕴丰富,打通了视听感觉,令人低回不已。
弹到激越处,筝弦突然断了。但听者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这里不说泪下之多,而换言“泪痕深”,造语形象新鲜。“收与”、“分付与”用字同妙,它使三句的“雨”与此句的“泪”搭成譬喻关系。似言听筝者的泪乃是筝弦收集岭上之雨化成,无怪乎其多了。这想象新颖独特,发人妙思。此诗从句法、音韵到通感的运用,颇具特色,而且都服务于意境的创造,浑融含蓄,而非刻露,《诗薮》称之为“连城之璧,不以追琢减称”,可谓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