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