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特别看重农业。新旧《唐书》及《贞观政要》中均记载了唐太宗非常关心农业的事迹。
此诗前六句均写景物，用词生动且令人感觉诗中所描述的景象栩栩如生。尾联为抒发个人的情感。此诗还有一个艺术特点是每一句都流露出对这场及时雨的喜悦之情，但却通篇不用一个“喜”字。
这两诗除了尾联外，其余的联句都采用对仗的方式来写，不仅对仗工整，且音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描写景物方面，把大自然的神韵通过诗句体现出来。笔者认为，古代名家写诗的技巧和方法，有时很难用几句话把它都讲明了，但往往我们在仔细赏读过后，常能意会出其中的神韵，并且有如饮甘泉的感觉。
元稹有诗云：“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偷巧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诗将薛涛比卓文君，然而就知名度与实际才学而言，薛涛实在文君之上。
王建这首寄赠之作，在众多献殷勤的赞美诗中，算是出色的一首。薛涛在成都居住，于城郊百花潭有别宅。“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里原是诗圣杜甫居住过的地方。“万里桥边女校书”，开门见山，尊呼薛涛的身份，又点明地望，起笔庄重。据载，薛涛居蜀时好种菖蒲，此物难得开花结实。有时开花，则被古人视为一种祥瑞，如五色云，故元稹诗有“菖蒲花发五云高”之句。后居碧鸡坊，又别种枇杷。“枇杷花里闭门居”一句，意象清丽可人，人们可以通过杜鹃花开的情景来想象枇杷花开的繁盛美丽。女校书端居其中，飘飘然当俨若仙子。“闭门居”三字，不仅有雅静之韵，且有“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意味，与后二句紧密关联。
如果说前两句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已暗寓赞美之意，则后两句便是极其热情的颂扬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即活用张敞为妻画眉典故，那些从古以来的女才子们在诗中作为女主人公的陪衬。其实不仅是女才子比不上薛涛，当时倾慕薛涛的才子很多，到了所谓“个个公卿欲梦刀”的地步，这些男士们的才情，很少能超出薛涛。“管领春风总不如”，即元稹“纷纷词客多停笔”之意。这个评价看似溢美之辞，但也不全是恭维。薛涛不仅工诗，且擅书法，“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法。”因此，又以巧手慧心，发明了“薛涛笺”，韦庄有诗赞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在巴蜀文化史上，留下了一页佳话。
第一首诗以悲情起句，遣词造句处处含悲。“野哭”、“病眼”、“苦思”、“霜重”、“残灯”、“孤舟”诸语，无不充满冷寂愁郁的色调，望而生悲。当然，诗人如此惆怅郁结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的。写作此诗时，正值除夕之夜。除夕是一年的终结，站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免让人心生岁月如流、人生易老之叹。苏轼说洗过头后，感到头轻发疏，就是这个意思，此其一。其二，除夕是合家团圆，共享天伦的最重要节日，但诗人却受命在外，远离故土，思乡之情、羁旅之意油然而生。其三，诗人彼时迁谪出京在杭州任职，是由于与改革派的王安石政见不合所致，命运多舛，仕途偃蹇的忧伤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这种情怀在第二首诗中展露得更明显。万家合欢的除夕之夜，诗人独在异乡，饱受严寒，辗转难眠，触景生情，歌哭皆悲。不过，这首诗也不尽是悲情。末尾两句，诗人写他从残灯的一线光亮和小舟的一夜托身里，感受了一丝的温暖和美好，所以他要感谢它们，这就是苏轼的超迈之处了。这其实也是下文写自己的豁达乐观张本。
第二首主要写政治上的失意。首句“南来三见岁云徂”，三年之中，诗人虽然不断上陈己见，无奈与当权者多有不合，终不能回朝。诗人由此感叹恐怕自己一生都要在谪居在外，奔走宦途了。第三句写是年老心境：人老了，就不想看新的年历，怕勾起对年华流逝的伤感。第四句中诗人自比“旧桃符”。桃符是民间新年时悬于门户、用以辟邪的桃木，上面刻有传说能食鬼怪的神荼、郁垒二神的形象，一般是一年一换。“拟学旧桃符”暗指诗人要抛却不如意的仕途。这当然是一时之意。五六两句写自己的老态。而诗人以“老”、“病客”自称，实际上是就心境而言的，因为在年龄上他当时才38岁。末尾两句是全篇之眼。诗人一扫前面的郁闷，表示要用“穷”和“愁”换取长久的健康，要屠苏酒来迎新年。正月初一饮屠苏酒是一种习俗，饮用的顺序是自少至老。诗人说“不辞最后饮”，表明他不以岁月流逝为意，以豁达乐观待之。以此观照开篇，更见苏轼豪放旷达的情怀。
这两首诗是羁愁之文，构思精巧，落墨不俗，收束更是出人意表。诗人用笔老成，写景抒情，形象深致，曲折顿挫。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萧瑟衰败的旧居景象，基调凄凉哀怨。房屋的变迁，人事的推移，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动荡，而又像是生命枯荣变幻的必然。全诗以“一觞聊可挥”做结，看似要以及时行乐来驱散心中的“恻怆”和“所悲”，但是诗人的“及时行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其人生智慧的表现形式：纵浪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适意之境。陶渊明的生活建立在田园生活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也是由此生发出来。
陶渊明在回旧居之前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可以说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浔阳（今江西九江）为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西境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之枢纽。在过去十年中，桓玄篡乱，卢循起义，浔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使浔阳日益凋敝。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如果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之五）来看，那就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的最后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