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这首诗,以语意双关、含蕴丰富而为人传诵。全篇都是一个未嫁贫女的独白,倾诉她抑郁惆怅的心情,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诗人怀才不遇、寄人篱下的感恨。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主人公的独白从姑娘们的家常──衣着谈起,说自己生在蓬门陋户,自幼粗衣布裳,从未有绫罗绸缎沾身。开口第一句,便令人感到这是一位纯洁朴实的女子。因为贫穷,虽然早已是待嫁之年,却总不见媒人前来问津。抛开女儿家的羞怯矜持请人去作媒吧,可是每生此念头,便不由加倍地伤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客观上看:“谁爱风流高格调,共益时世俭梳妆。”意思是说:如今,人们竞相追求时髦的奇装异服,有谁来欣赏我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就主观而论:“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意思是说:我所自恃的是,凭一双巧手针黹出众,敢在人前夸口;决不迎合流俗,把两条眉毛画得长长的去同别人争妍斗丽。
这样的世态人情,这样的操守格调,调愈高,和愈寡。纵使良媒能托,亦知佳偶难觅啊。“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个人的亲事茫然无望,却要每天每天压线刺绣,不停息地为别人做出嫁的衣裳!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针针刺痛着自家伤痕累累的心灵!独白到此戛然而止,女主人公忧郁神伤的形象默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良媒不问蓬门之女,寄托着寒士出身贫贱、举荐无人的苦闷哀怨;夸指巧而不斗眉长,隐喻着寒士内美修能、超凡脱俗的孤高情调;“谁爱风流高格调”,俨然是封建文人独清独醒的寂寞口吻;“为他人作嫁衣裳”,则令人想到那些终年为上司捉刀献策,自己却久屈下僚的读书人──或许就是诗人的自叹。诗情哀怨沉痛,反映了封建社会贫寒士人不为世用的愤懑和不平。
诗人刻画贫女形象,既没有凭借景物气氛和居室陈设的衬托,也没有进行相貌衣物和神态举止的描摹,而是把她放在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通过独白揭示她内心深处的苦痛。语言没有典故,不用比拟,全是出自贫家女儿的又细腻又爽利、富有个性的口语,毫无遮掩地倾诉心底的衷曲。
从家庭景况谈到自己的亲事,从社会风气谈到个人的志趣,有自伤自叹,也有自矜自持,如春蚕吐丝,作茧自缚,一缕缕,一层层,将自己愈缠愈紧,使自己愈陷愈深,最后终于突破抑郁和窒息的重压,呼出那“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慨叹。这最后一呼,以其广泛深刻的内涵,浓厚的生活哲理,使全诗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