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开始这两句点明他从大梁走出来,经过一些关山,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烈了黄河边上。接着便写渡黄,河所看到的壮美景象,“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上承“晓晴”,太阳从东方升起,远射天汉,云蒸霞蔚,光采绚丽;阵阵暖人的晨风,把落雁平沙吹拂得那样平整熨贴。上句写天空,大河的上空阳光放出异彩;下句写河滩,晨风阵阵轻柔拂面。“翻”和“扫”两个动词用得准确、传神,两句相对,构成了一个浓淡相生、动静适宜的意境。
“倚剑嗟身龙,张帆快旅情。茫茫不知处,空外樟歌声。”触景生情,四句写自己在渡黄河时发出的感慨。谢榛为人正直,又重友情,在旅游京师时以诗交友,曾居“后七子”的盟长。后来由于和李攀龙论诗意见不合,竟借口谢为“布衣”被排斥在“七子”之外,甚至受到人身攻击,这对于谢榛来说,心中肯定是有不平的,一个“嗟”字道出了他被弃置后的悲凉。现在已在渡河,晨风习习,帆张船疾,旅途的快乐使他忘却了一腔不快,心中抑郁为之一扫。诗人站在船头上,广阔的天际,滔滔巨流,四顾茫茫,几乎不觉身在何处,在虚空渺远的地方,还传来一阵阵船夫的号子声和歌声。这是劳动的欢乐,抑为痛苦的呻吟。它能激起诗人共鸣的原因诗中并没有明说,但联系他的性格,以及他的遭遇,其心境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对于黄河壮美景色的赞叹,也有内心郁闷的抒发。
这首诗风格规模杜甫,句法格律,森严井然。尾联拓开,以一片空灵虚幻的景色寄意属情,如同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样,不言而言之,富有哲理,给人以深广的想象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