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
作者于乾道八年(1172)冬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次年春过此并填写了此词。
上片落笔先写清江水流风高浪急,赣江之水,滚滚东流,千古不变,巨大的波涛声如席卷地,翻腾的波浪又如涌起重叠的房屋,江水浩渺,无边无际,十丈高的危樯,也承受不了张开的帆腹。由于夜来春雨,水势增大,水位增高,风向刚定,便命击鼓开船。此时,风急浪高船快如飞,就如当年出使金国追想大禹业绩横渡黄河一样,令人振奋。顺风急驶,作者心情轻快。与客人痛饮船上,填词佐酒,意气洋洋,潇洒风流。但表面上的轻松难以掩饰他心中沉积的愤懑,览物之情带来的开怀,无法替代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的悲愤,作者只有借酒浇愁,以释胸中苦痛。
下片起首四句用祖逖击楫和刘备抚髀感叹的典故表达自己满腔爱国热情和收复失地的希望都已化为烟云的悲哀。因与朝廷政见不合,受到冷落外放为地方官,无法实现理想,他看透了一切,并表示不以此为意,不管把自己放到南方或北方,不管能否建功立业,一切都无所谓,不在乎,唯有与友人举杯同饮,才最为快乐。以下写他的豪纵行为,吃着新鲜的菜蔬美味,听着美妙的音乐,何等的惬怀。此时此刻他感到,人间还有什么事情比把酒尊前、开怀畅饮更令人高兴呢?作者这些话看似旷达不羁,实则悲恸难抑,他把报国无路和理想成空的失意都化作一腔激愤,貌似豪爽,实为悲哀。全篇用典丰富而贴切自然,写景壮阔,情感激荡。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道,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