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写三军祭祀誓师的悲壮场面，次句用夸张手法极言起义军气势之盛，第三句借用典故来形容义军将士众多，声势浩大，突出军威之壮，末句表达了抗清的必胜信念。全诗一气呵成，语言激昂豪放，雄健有力，洋溢着英雄豪情。
“缟素临江誓灭胡”句描绘出诗人亲率三军面对滚滚长江水，衣冠似雪哭声百里，举哀祭祀，誓死灭胡的悲壮情景。“雄师十万气吞吴”句中“雄”和“十万”言其气势浩大，可以吞掉整个“吴”地，表达出诗人灭清的雄心壮志。
诗人描绘出誓师的悲壮场面尚不足以表明灭清的决心，于是又写出“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两个双重否定句，进一步肯定抗清必胜。这里，诗人借用“投鞭渡”的典故写军旅众多，力量强大，抗清必胜，失地“中原”一定会收复，明朝江山依在。诗中字字句句显出军人风、英雄气、爱国情，读来铿锵有力，令人振奋。
这首诗开头两句吟后顿觉一种惆怅忧伤的气氛透入心扉，眼前仿佛看到这样一位青年，他满面愁容，步履迟疑地走出京城，向着江边的山上一步一步地往上踏行。他之所以“徘徊”，“踯躅”，是因为他对“京邑”“恋”念极了。“恋京邑”为一篇中要领。
“陵高墀阙近，眺迥风云多”。皇宫在京邑中，是诗人日常出没之处。建康为东吴、东晋古都，古迹胜景不胜枚举。诗人登上烽火楼，既没有放眼江天山野，一抒久处“墀阙”之怀，也没有凭吊陈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首先回首俯视“墀阙”。他平素身处墀阙，似乎对墀阙看犹未足，而来登此烽火楼作一饱览。按理说，他此日登楼所望“墀阙”，比他平日所见应是远了。但诗人在此却说是“近”了。这乍想似乎违于理，但深思后便觉合乎情。这“近”字实从首句中“恋”字而来，因其“恋京邑”，故视京邑中的一切便反远为“近”了。“近”字凝结着诗人对京邑、墀阙的无限深情。前三句写京邑，“眺迥”句与上句对举，转写荆州。他对京邑是那样的“恋”，对即将赴任的荆州，诗人也以三句作答。据《南齐书》本传载：谢朓去荆不久，便被同僚王秀之向武帝告密，武帝随令“朓可还都”。据此可知，荆州随王府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谢朓对此也当早有所料，故“风云多”一语，绝非简单的写景，而实隐含着对此去荆州的畏惧之情。
接着两句，隐含此情尤深：“荆吴阻山岫，江海含澜波。”荆吴之间，有山有水。山水本是诗人素性爱好玩赏之自然景物，此时却成了他的惆怅忧郁的象征。山是阻隔两地之情的障碍，江水有着险不可测的波澜。诗人此去荆州福祸未卜，一腔心事咏叹无端，移情于景，以寄托其畏惧之思。
“归飞”一句，笔意陡转，神思飞越，由将去而未去荆州的此时，想到去荆州后思归之日，陆地有山岫相阻，水路有澜波惊扰，空中又恨身无羽翼。未去荆州时，已对京邑恋不可舍，去了荆州，遇上人事趄必将更“恋京邑”。“恋京邑”而归不得京邑，其心境之愁苦忧思，亦必十倍于今日。忧思及此，笔锋再一转：“其如别离何？”自我提问道：早知日后愁苦，何必今日离此京邑而去荆州呢？
这首诗以“恋京邑”提携全篇，明写京邑可恋，暗写荆州可畏。由情及景，以景融情，由今及后，由后复今，妙笔回还往复，互为呼应。诗意含蕴，耐人寻味。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