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是一种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又名莲、芙蕖，古时也称为芙蓉。它那“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素来为诗人墨客们所赞颂，用以自喻和他喻。此诗即是其中的一首。
诗的一、二句以议论入题，针对人们因荷花是草卉而轻贱它的心理而发。天池，本谓神话中的瑶池。此诗是“应诏”之作，故这里“天池”应指皇宫内的荷池。两句意谓荷花虽为草卉之物，但其有幸植根天子之池，自与其他山泽中的草卉身份不同，也更易受人们的注目。
三、四句转入咏物本题，细致而微地描绘荷花的初生水面，应题“新荷，二字。荷的根茎最初细瘦如鞭，俗称莲鞭。莲鞭上有节，能向上抽出叶子和花梗。“微根才出浪”，就是说花梗刚刚伸到水面。这里连用“微”字“才”字，已极言其细小，下面“短干未摇风”，则更形象地体现其细小；梗干之短，甚至风亦不能使它摇动，可见它只是刚刚在水面露头而已。这两句直逼出“新荷”的“新”来，观察之细致，用笔之精到，真堪令人叫绝。在这细微之处，诗人的功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上二句写初出荷茎之至微至小，文势犹如尺蠖之屈，已蓄足了力。于是乎五、六二句，乃一变而由屈转伸，忽出石破天惊之语。“宁知寸心里，蓄紫复含红！”那荷茎长不满寸，看上去若有若无。然而谁能知道，那短茎里寓含着的花蕾胚芽，却蕴育着万紫千红的将来。只等夏天一到，它就要把那绚丽的色彩，洒满整个池塘。“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满眼红绿的壮观景象，正是“新荷”的未来世界。
这首诗，单就咏物而言，也是清新可喜的。再看诗中的“勿言”、“宁知”这些强烈语气，读者就不免会推测：诗人如此用力为新荷抱不平，恐怕不会是无所寄托的吧。据《粱书·沈约传》记载，沈约幼年因父亲被诛，被迫潜窜他地，以后虽然“会赦免”，却“流寓孤贫”。但他“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最终“遂博通群籍”，累官至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宫，校四部图书”，堂堂皇皇地进入“天池”，成为当世首届一指的大学者、大手笔。诗人看到新荷初出时的微陋，遥想自己幼小时的辛酸，他不禁深感慨。他不禁充满自信地说：新荷的今天虽然为人们所轻贱，但它在明天，定将是姹紫嫣红的创造者。诗人幸而言中，后来他历仕宋、齐、梁三朝，封侯拜相。他在文学上的“紫”“红”之才，也充分发挥出来了，不仅衣被当世，而且也惠泽后人。
所以，沈约的这首诗，既是咏物，亦是抒怀。诗人咏的是荷花，但读者所感觉到的，同时又是诗人的自我形象。
该赋通过对所居住的小园景物的描写，抒发了作者故国之思和身世之悲。全篇触景生情，移情入景，情景交融，物我一体；并且用典和白描紧密结合，颇见匠心。
全赋可分六段。首段写自己本无情于禄仕，不求华堂大厦，但求一席之地足以容身。此段用对比的方法并借用历史典故以明心迹。他愿像巢父那样，夏则居巢，冬则穴处；像壶公那样，夜间在壶中存身；像管宁与嵇康那样，将藜床坐穿，将锻灶兼作暖炕使用，以简居自安。至于像东汉时代南阳人樊重，庐舍豪华，门闼洞开，重堂高阁，广厦相连；西汉的曲阳侯王根，家中赤墀青琐，与皇宫相似。作者并不希望有樊重、王根那种豪华的宅第。有了上文的对比与抉择，下文将笔一转，自然地过渡到自己理想中的小园生活：“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居近市井，结庐人境，但不求朝夕得居市之利，惟求闲适之乐。作者又用“黄鹤戒露”比喻自己处境险恶，企图以隐居而求远祸自全。以鹤的无意乘轩和爰居本为避海风而来，没想到国人以钟鼓祭之，表示自己本无意做官，而今却冠冕加身了。看来还是弃官归隐，求得“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陶渊明《杂诗》）为好。巢林之鸟，不过栖于一枝，哪怕自己的敝庐小如蜗角蚊睫，可以容身足矣，别无他求。
第二段回笔再写他理想中的小园风光。园子虽小，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馀树”。居室虽如窟室如凿坯。但可以领略“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的逸趣，可以读书弹琴于其问。园中有繁茂的花草树木为伴，有无忧无虑的鸟儿为侣。但是这些想像中的乐趣又没有能够得到。自己如今头发已白，年貌俱衰，形如枯木，心同死灰，内心笼罩着畏惧与忧愁，并无乐趣可言。
第三段再写小园景物，其中有池鱼、修竹，花草丛生，果树繁多，以至落叶狂花，纷飞乱舞。如野人之家，愚公之谷，“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相识与见寻者都是隐士或学者。但是这种生活又何尝能得到。如今旅居长安，花草虽多，但起不到忘忧长乐的作用。自己本愿像飞鸟与游鱼一样，栖于深林，潜于重渊，如今却屈仕魏、周，失其故性，真是“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以至触景皆是痛苦。
第四段先以吴质和崔骃的不得志喻己，复以庄舄的病中作越吟，喻己之恒念故国梁朝。以下数句，喻己提携老幼，关河累年，处境困难，事不如意，不免屡动乡关之思，作穷愁之吟。
第五段以倒叙之法，插入往事的回忆。言昔日在梁时，父子在东宫，出入宫廷，恩宠无比，如贾谊之应召宣室，扬雄之作赋《长杨》。
最后一段，由回忆承平之际的梁朝，转笔写梁末的动乱。文中所写的“山崩川竭”的一次大动乱，指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此乱打破了“五十年来，江表无事”的局面，自此以后，庾信流离失所，屡遭挫折。荆轲、苏武之事，喻己聘于西魏，被留长安。仰望关山，清风明月亦含凄怆之色，听胡笳而落泪，闻流水而断肠。“龟言”句，喻己不愿老死长安。“鹤讶”句，指梁元帝遇害之年（承圣三年，即555年）。“百龄兮倏忽”以下数句，言壮年遭逢世乱，流离而成暮齿，命运不济，注定不能返回故土，屈节仕北，其局已定，此辱难洗，天道昧昧，一切都是多么渺茫。
庾信的这篇作品极富南朝赋文注重藻饰、偏于用典的特点，把自己当时的心境刻画得绘声绘色。庾信以生花妙笔，穷形尽相地刻画了房子的内外环境。又写到了自己与乡间父老学农种菜、执竿钓鱼的闲居之乐，表达了自己视富贵如浮云的高洁操守。在《小园赋》的篇末，作者以审视的目光，回顾了此前随伺于王室左右吟风弄月的繁华生涯，进而对那种醉生梦死、浮泛空虚的岁月予以了无情的嘲讽；同时也对旋踵而至的战争灾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他看来，“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却都没有比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更令人欣慰，由此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以湘东王萧绎为代表的武装集团。
庾信六十七岁以疾去职，六十九岁辞世，一生未曾隐居。此赋所写的小园光景，实为虚拟想像中的境界，莫作真实的赋景读。从谋篇看，前半篇俱从小园落想，后半篇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写景言情，几乎全借重典故。琐陈缕述，反复申说，悲感淋漓，体现庾信坎凛咏怀，穷途一恸的心情。
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
“木落识岁秋，瓶冰知天寒”，意指已有先见之明。“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意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可报效祖国，施展才华。前四句主要是写诗人借描绘“木落”“瓶冰”“桂枝”“拂雪”等景物来表达自己雄大的智略，以及坦荡无畏惧的气魄，想报效祖国，干一番事业。
“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意指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
“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吁叹岁月不饶人，人已渐渐年老，蕴念有不堪蹉跎之意。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李白用此诗形容自己与元丹丘之间的交情犹如管鲍之交，由于此时李白的境遇有类管仲微贱之时，故在这首诗中有“穷与鲍生贾”之语。
“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有感叹自身怀才不遇、仕途不通的悲壮情感。虽有自我慰勉之意，但仍对未来仕途充满着希望。
“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借用典故，诉说功业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雄心犹在。
“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面对现实的残酷，有自我慰勉之意。
此诗意寓出诗人既有热血满腔的爱国豪情又有壮志未酬的苦闷。虽然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加上仕途颠簸、官运不济，胸有大志而不受皇帝重用，但是诗人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