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乡情诗,写作者因在客地见梅花而牵惹起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此诗以故园和客馆梅花开放的早迟不同,表现出客居异地的孤凄和对故乡的深切怀念。诗首句写客地见梅。梅开报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照理说自有一番喜庆之气,可诗人的心态却不甚佳妙,表现出的是“孤”,是“寒”,一开篇就流露出深重的乡思乡愁。诗曰“孤馆”,表明诗人是做客他乡,馆居异地。出于一种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的感情。诗人甚至觉得客馆的春风也来得特别迟,它是款款而来,姗姗而至,大有“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夕阳暮”那种难耐的孤凄。以上两句写客地见梅,不言乡思而乡思自浓,不写乡愁而乡愁自现。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接下来两句写怀念故乡。“故园花落尽”,是说故乡的梅花早已凋落殆尽。这里的“花”承首句的“梅”,当指梅花而非言他花,如指他花落尽,就显得与事实不符。汪中故乡在江苏扬州,江南春天虽早,亦不至于百花凋残而客馆寒梅始花。这一句以故乡花落,反衬客馆始花,进一层写出作者客居他乡的孤苦意绪。“江上一枝开”,这一句是回过头来写客馆的梅花,故园花已落,客馆花才开,以两地花开时差作比,突出表现出“哪里都没有家乡好”这种中国人民的传统心态,抒发了热爱家乡,怀念家乡的思想感情。
汪中这首诗,从题材上说并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一首极为普通的乡情诗。但从艺术上看,却能以极平淡之语表现最浓烈之情。以梅花写乡情,为人熟悉的还有陆凯《赠范晔诗》和王维《杂诗三首·其二》,这两首与此诗粗略的比较,就可发现,前两首有点像一出独幕剧,都有两人物出现在诗中,陆凯诗托语驿使代问朋友,王维诗是迫不及待地问讯故乡来客家中情况,而汪中此诗则是独白,没有对象在诉说自己的思乡之情,那种做客他乡的孤苦之情也就更加溢于言表。
首联“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点题。诗人把长安的宫殿和“烟霞”联系起来,形容它巍峨壮丽,高耸入云。用“紫泉”代替长安,也是为了选取有色彩的字面与“烟霞”相映衬,从而烘托长安宫殿的雄伟壮丽,可是,如此巍峨的宫殿,空锁于烟霞之中,而皇帝更愿意住在芜城。上句着一“锁”字,也突出了长安宫殿的雄伟。经此一垫,下句顺势而来。不居长安,另取江都,隋炀帝贪图享乐、为所欲为的本性已隐隐揭出。一写景,一叙事,一暗写,一明说,写法虽异,但都是围绕批判亡国之君这一主旨而驱使笔墨的。
三、四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诗人以虚拟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据史书记载:杨广不仅开凿了二千余里的通济渠,多次到江都去玩;还开凿了八百余里的江南河,“又拟通龙舟,置驿宫”,准备到杭州去玩,只是未成行罢了。诗人从隋炀帝贪图游乐的众多史实中,信笔拈取他耽于乘舟出游这一典型事例,予以讽刺。用笔亦实亦虚,虚实结合。说它“实”,是因为它是以历史故事和隋炀帝贪图逸游的性格特征为依据的,所以尽管夸大其事,而终不失史实和人物性格之真;说它“虚”,是因为它揉入了诗人的艺术想象,是通过幻觉而产生出来的最高真实的假象。实际生活中,锦帆之游是绝不会远及天涯的。艺术创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玉玺”一联是深得此道的佳句。在修辞上,此联采用了上下蝉联、一气奔腾的流水对,使诗句呈现出圆熟流美的动态。
颈联“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涉及有关杨广逸游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放萤:杨广曾在洛阳景华宫征求萤火虫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在江都也放萤取乐,还修了个“放萤院”。另一个是栽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树映龙舟。”把“萤火”和“腐草”、“垂杨”和“暮鸦”联系起来,于一“有”一“无”的鲜明对比中感慨今昔,深寓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于今腐草无萤火”,这不仅是说当年放萤的地方此时已成废墟,只有“腐草”而已;更深一层的含意是,杨广为了放萤夜游,穷搜极捕,弄得萤火虫绝种。“终古垂杨有暮鸦”,渲染了亡国后的凄凉景象。
上句说“于今”“无”,自然暗示昔日“有”;下句说“终古”“有”,自然暗示当日“无”。从前杨广“乘兴南游”,千帆万马,水陆并进,鼓乐喧天,旌旗蔽空;隋堤垂杨,暮鸦自然不敢栖息。只有在杨广被杀,南游已成陈迹之后,日暮归鸦才敢飞到隋堤垂杨上过夜。这两句今昔对比,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只表现对比的一个方面,既感慨淋漓,又含蓄蕴藉。
尾联“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事,以假设、反诘的语气,把批判荒淫亡国的主题深刻地揭示出来,陈叔宝因荒淫亡国,投降隋朝,和当时隋朝的太子杨广很相熟。杨广当了天子,乘龙舟游江都的时候,梦中与死去的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相遇,请张丽华舞了一曲《玉树后庭花》。这首舞曲是陈叔宝所作。被后人斥为“亡国之音”。诗人在这里特意提到它,意为杨广目睹了陈叔宝荒淫亡国之事,却不吸取教训,既纵情龙舟之游,又迷恋亡国之音,终于重蹈陈叔宝的覆辙,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诗在最后发问:他如果在地下遇见陈叔宝的话,难道还好意思再请张丽华舞一曲《后庭花》吗?问而不答,余味无穷。
此诗取材于前朝亡国故事,以诗的语言,批判亡国之君,晓喻晚唐皇上,立意高远。篇中以实词撑住全诗,以虚词斡旋其间,取得了既整饬工严又流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此诗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突出周扫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有感而发,希望友人经常来信报告佳音。全诗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作品风格慷慨雄壮,蕴含了作者济时救民的思想感情。
从此诗题目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意图在于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
全诗八句,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的有感而发,形式上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使人惊异的是,李白在前半短短四句中,就成功地完成了咏史的任务。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赤壁之战,曹操用大量军队,深入东吴国土,一心要同周扫“决”战,“争”雌雄。周扫虽处于劣势,但能化不利为有利,以火攻取胜,曹操只落得全军溃败的下场。上述内容在这两句诗里艺术地得到表现。
上句化用《周易》里“龙战于野”的典故。“二龙争战”是魏吴相持的象征。下句以突如其来之笔,直接写出了赤壁之战曹操水师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楼船扫地空”五字颇见妙思。曹军楼船云集江面,构成庞大的水上阵地,自谓坚如金城。不料这阵“地”顷刻间就被横“扫”一“空”。诗人不说楼船在水上安营,而说在“地”上扎寨,这既是对曹操水师在吴地彻底完蛋的如实刻画,也是对他吞并东吴土地梦想落空的含蓄讽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扫于此破曹公。”前面诗人用“楼船扫地空”五字预示了战争的结局。这两句才把造成这结局的缘由具体说出。但“烈火”句绝不仅仅是对“楼船扫地空”的原因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对古战场上赤焰烧天,煮水蒸云,一片火海的景象的真实写照。
上句“张”“照”二字,极大地渲染了吴军的攻势。诗人把因果关系颠倒处理,既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也显示了诗人对稳操胜券者的辉煌战果的深情赞许。赤壁之战的胜败,成因固然是吴方采用火攻法,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军统帅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下句诗人以凝重之笔指出:善于决战决胜的周扫,就是这样从容不迫地在赤壁山下击破曹操几十万大军的。这句虽然加入了议论成分,但周扫的儒将风度,却朴实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后半的送别,是在咏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字数虽与前半相等,实则等于前半的附庸。“君去沧江望澄碧”,这位友人就要离他而去,望着清澄碧绿的江波,少不了要兴起南浦送别的感伤。但古战场上“二龙争战”的“馀迹”还在脑际留存。“鲸鲵唐突留馀迹。”“鲸鲵”,是由《左传》上的典故引起的联想。“鲸鲵”是“大鱼名”,以喻那“吞食小国”的“不义之人”。“唐突”义同触犯。这里李白大约是喻指曹操倚仗权势,想吞食东吴。李白在送别的诗行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咏史的情感线索。
但诗人又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一一书来报故人”,希望友人走后经常来信报告佳音。这友人想必是一位有功业抱负的人物。所以诗人在结尾写道:“我欲因之壮心魄。”诗人能从友人那里得到鼓舞人心的信息,可以因之而大“壮”自己的“心”胆与气“魄”。
李白早年就有“大定”“寰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抱负,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壮年时代济世救民的思想感情。此诗把咏史与送别结合起来并特别突出前者,原因就在这里。
此诗韵脚“平仄相半”,在形式上与王勃《滕王阁诗》一类“初唐短歌”相似。但避用律体,变婉丽和平之调为慷慨雄壮之声,这又是与王勃异趣的。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