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南宋小朝廷虽蜗居在“一勺西湖水”边,但大官僚家庭依旧是起高楼,宴宾客,修池苑,蓄声妓。据《齐东野语》记载,张鎡家中,“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姬侍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游仙也”。这首词写的也是欢娱不足,夜泛园地、依红偎翠的生活,就思想内容来说,除了作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诗化记录外,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这首词和一般的艳体词又有一些区别,作者将“香雾”、“歌吹”移带碧池月下,艳丽中透出秀洁,富贵化成了清雅,主人公因过份的享受而迟钝了的感觉也在大自然中变得细腻而敏感了,“夜泛”带上了更多的艺术情调。
开头一句“月在碧虚中住”,采用了化实为虚,虚实交映的描写手法。“碧虚”如张九龄《送宛句赵少府》:“修竹含清景,华池淡碧虚。”这一句将天空之碧虚融入池水之碧虚中,虚实不分,一个“住”字写出了夜池映月,含虚映碧的清奇空灵的景色。“人向乱荷中去”,由景而人,“乱”字写出了荷叶疏密、浓淡、高低、参差之态,“去”字将画面中的人物推入乱荷深处。“花气杂风凉,满船香。”这两句重点写“夜泛”,作者又将舟行的过程化为风凉花香的感受来写。凉夜泛舟,香雾空蒙。视觉失去了作用,而其它感观却随之敏锐起来,丝丝凉风,幽幽清香,均能感受到。借助嗅觉和听觉,不仅暗示了舟的移动,而且流露出作者泛舟荷池的愉悦:舟行其间,凉风拂面,月光如水,墨荷点点,使人感觉恍入仙境,凡胎脱尽,道骨仙风。
下片开头写“云被歌声摇动”,雕缕无形:一路清歌,舟移水动,水底云天也随之摇动,作者将这种虚幻的倒影照“实”写来,再现了池中天光水色深融无间的美景,又暗用秦青歌遏行云的典故,含蓄地赞叹了歌伎声色之美,这一句,写池光与天光合一,融化之妙,如盐在水。在这种清雅的环境中,“酒被诗情掇送”,冷香飞上笔端,“掇送”者,催迫也。于是,下面写醉卧粉阵红围中。词作又一次化实为虚,一语双关,避免了堕入恶趣。“醉里卧花心,拥红衾”,词写的是醉酒舟中,美人相伴,拥红扶翠,但因舟在池中,莲花倒映水底,“醉后不知天在水”,似乎身卧花心,覆盖着纷披红荷。结束能化郑为雅,保持清丽的格调。
据《青箱杂记》卷五载:晏殊选诗,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他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如所写“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句子,不言富贵,不镂金银,而富贵自在其中,了无痕迹。曾自言:“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晏殊的诗论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词有一定的帮助,这首词也是表现园池胜景、富贵生活的,但词作不是堆金砌玉,而是化实为虚,以气象暗喻富贵。如以写景而论,这首词是声色俱美,其色有碧虚、红衾、白云、翠荷,其声有歌声、水声、风声,其嗅有花香、酒香,但这一切被安置在明月之下,碧虚之上,浓艳就变成了清丽,富贵的景致就淡化成为一种氤氲的气象,深得晏殊诗词意境之妙。
当然,这只是一种符合贵族阶层审美趣味的文化生活,然而,它毕竟比一味描写感官享受的同类内容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因此,也就显得更为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