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本诗是写上皇西巡绿由和剑阁天险。
安史叛军威胁都城长安,故有圣主西巡蜀道之事、“轻拂”,表明诗人态度,对圣主玄宗弃京西巡不以为然。
剑门,“《旧唐书》:剑州剑门县界大剑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剑山。大剑山有阁道三十里《一统志》:大剑山,在保宁府剑州北二十五里,蜀所恃为外门户。其山悄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壁,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剑门高耸,崖石嶙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一入剑门安全可保。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乐苑》上说:“《如意娘》,商调曲,唐则天皇后所作也。”武则天十四岁入宫为才人,太宗李世民赐号武媚。而后太宗崩,居感业寺为尼。高宗李治在寺中看见她,复召入宫,拜昭仪。武则天在感业寺的四年,是她人生中最失意的四年,但祸兮福之所伏,武则天在感业寺的日子也充满了命运的转机。在感业寺,武则天写下了她最有名的诗歌《如意娘》,史载这首诗是写给唐高宗李治的。或许,正是这首诗,使得李治才忽然想到尚在削发为尼的旧情人武媚。
《如意娘》一诗极尽相思愁苦之感,尺幅之中曲折有致,融合了南北朝乐府风格于一体,明朗又含蓄,绚丽又清新。
首句“看朱成碧思纷纷”赋比兴兼具,有多重含意。一来明写抒情主人公相思过度,以致魂不守舍,恍惚迷离中竟将红色看成绿色。梁王僧孺诗“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夜愁示诸宾》)为此句所本。正是心乱眼花使这位痴情女子五色不辨。二来暗指美好春光的流逝,眼见花红褪尽,枝头只剩下绿叶。三来借喻自己只身独处,花红叶绿不能相扶;又喻自己红颜薄命,由昔日欢聚的幸福坠入今日冰冷的相思之苦。
“朱”、“碧”两种反差极大的颜色,构成了强烈的感情的冷暖对照。眼前和一片寒冷碧绿触目伤怀,引起思虑万千。“憔悴支离为忆君”一句直抒胸臆。从外表写入内心,尽言思妇的瘦弱不支和心力交瘁。至此,这两行诗辗转写的是凄切,是寂寞,是深深地哀怨。情绪的流向较为单一。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打破一二句的和弦,以全新的节奏和韵律再现诗的主题:“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意谓:如果你不相信我近来因思念你而流泪,那就开箱看看我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吧!执著、决然、不掩饰、不造作的独特形象跃然纸上,李白的《长相思》写“不信妾断肠,归来看去明镜前”与此句构思相似。这两句是全诗的高潮,它丰富了诗歌的情绪构成。“不信”句诉说着“断肠”的相思,也隐含着相思的无可奈何,相思的难以喻说。
《如意娘》写得曲折有致,较好地融合南北朝乐府风格于一体,是武则天的上乘之作,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看朱成碧后来成为唐宋人常用成语。李白诗:“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也可以说看碧成朱。辛弃疾词:“倚栏看碧成朱,等闲褪了香袍粉。”《柳亭诗话》载:李白的《长相思》一诗中有“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之句,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首诗,对他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李白听了后“爽然若失”。后来有“刿目鉥心、掐擢胃肾”之称的孟郊又写出了“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这样语出惊人的句子。但溯其本源,还是承袭了武则天的创意。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