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