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该诗是一篇送别的诗，正如作者其他送别诗一样，也有它特殊的内容与形式。该诗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用夹叙夹议的手笔抒写了作者与唐少府之间虽然交往不长，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四句为另一段，就题写饯别，集中描绘了自己惜别的心情，这种惜别心情是在委婉的、絮絮不休的叙谈中衬托出来的。两段深浅如分，朴实从事，既无虚文，也非俗套。
诗中还涉及了两个典故。其一，借用了韩信早年因家贫寄食“昌亭”（南昌亭长）的故事，以答谢友人对自己来南京的真诚款待。其二，引用了“日近长安远”的成语故事。晋元帝司马睿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问年幼的长子司马绍：“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成语后用于表达对京城遥不可及的眷恋、向往。王勃是获罪被革职离京的，他在南京的白下驿为唐县尉饯行，因友人就要启程去长安谋仕途，而他自己也将远赴交趾（今越南）探望老父，那种“去去如何道”的别离心情，既是祝福友人前途似锦，也流露出自己的失落和怅惘。
在这样的笔触之下，作者那种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通过慎于择友和忠于所友的描绘，已经清楚地揭示在读者面前。
这首诗的大意是’怒放的春花反而引起我无端的烦恼，相忍的滋味实在让人受不了。对着明镜打扮，非但不感到美，反而有玉泪空垂，这一切的一切，多情的春风啊!你知道不知道!换一种说法，就是写花儿已开满枝头，可是见到春花反而引发相思之情，自己泪流满面，那传递住处的春风，可曾告诉我那心上人啊？
首句“那堪花满枝”，诗一开头就劈空而来，似情奔涌，似相思爆发，骇人心目，给人以悬念。“那堪”写诗人相思的程度，表示怎能承受的了。这里的“那堪”有两层意思：“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先是情人分离两地相思，本已不堪;继而，偏偏春色恼人，满枝鲜花就好像故意在向她挑逗：花如此好，而人呢，却不能圆!这就怄得她更加不堪，绪新思，一齐迸发花愈好，情愈真;景愈美，思愈切;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深’《《古今词论》)。情景互移，于是，坠入‘思悠悠、恨悠悠”的不尽相思之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花满枝’本是春天景色的典型写照：大地回春，风光宜人，万物欣欣向荣，枝头繁花锦簇正是情人结伴相邀，游春赏花，留恋春景的大好时光，何以我们的诗人反乎寻常，要炭呼忍受不了呢？读下去才知道原来是这满园春色’惹起了她的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诗人以面对明镜梳妆打扮，问春风知道不知道她心中的相思苦淫之情作结，戛然而止，给诗添上了无穷的缠绵悱侧的哀伤情调。既写面对明镜自已打扮的情景，又抒发了心中无限的相思情―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情意绵绵动人肺腑。对此，裔耀华先生有一段精彩解释：“朝起临甓晓妆，不知是镜中映出了窗外景色，还是照出了她憔悴的容颜，又引起她对影伤怀，禁不住双双玉箸簌簸而下，情思百结，莫可名状：花期虽好，徒奈我一人独赏？对镜梳妆，又为谁打扮？无限衷曲，诉与谁听呢!这不堪承受的一切，终于使诗人呼出：春风啊，你知不知道我相思之苦？亲人啊，你晓不晓得我为你憔悴到了这般模样!’这里，拟人、借代、双关、设间，多种修辞手法融为一体，不尽的“春望’之中，说尽了主人公难耐的孤独凄凉同时也寄托了她无限的寂寞与企望。”
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唐代身为乐妓、女冠而又才情不凡的女诗人，虽然凭借她的美丽聪慧和才情风度能够得到文人才子的赞赏和青睐，但她却像是无根依附的浮萍，她早已失去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根基，尽管她大胆执著地追求美好爱情生活，但最终却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她用手中诗笔，写下了许多自己情感上的挫折与失意。
此诗载于《全唐诗》第三百七十五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霍松林教授认为欣赏这首诗，必须紧扣诗题“游终南山”，切莫忘记那个“游”字。
韩愈在《荐士》诗里说孟郊的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硬语”的“硬”，指字句的坚挺有力。这首《游终南山》，在体现这一特点方面很有代表性。
就实际情况说，终南尽管高大，但远远没有塞满天地。“南山塞天地”，的确是硬语盘空，险语惊人。这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身在深山，仰望，则山与天连；环顾，则视线为千岩万壑所遮，压根儿看不见山外还有什么空间。用“南山塞天地”概括这种独特的感受，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非常“妥帖”。
日和月，当然不是“石上生”的，更不是同时从“石上生”的。“日月石上生”一句，的确“硬”得出奇，“险”得惊人。然而这也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日月并提，不是说日月并“生”；而是说作者来到终南，既见日升，又见月出，已经度过了几个昼夜。终南之大，作者游兴之浓，也于此曲曲传出。身在终南深处，朝望日，夕望月，都从南山高处初露半轮，然后冉冉升起，这就像从石上“生”出来一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杜甫的“四更山吐月”，都与此同一机杼。孤立地看，“日月石上生”似乎“夸过其理”（《文心雕龙·夸饰》），但和作者“游”终南山的具体情景、具体感受联系起来，就觉得它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当然，“险”“硬”的风格，使它不可能有“四更山吐月”“海上生明月”那样的情韵。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两句的风格仍然是“奇险”。在同一地方，“夜”与“景” （日光）互不相容；作者硬把它们安排在一起，突出一个“奇”字。但细玩诗意，“高峰夜留景”，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夜幕笼罩之后，终南的高峰还留有落日的余辉。极言其高，又没有违背真实。从《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插遥天”、“出云表”之类的说法来表现山峰之高耸。孟郊却避熟就生，抓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加以夸张，就在“言峻则崧高极天”之外另辟蹊径，显得很新颖。在同一地方，“昼”与“未明”（夜）无法并存，作者硬把二者统一起来，自然给人以“险”的感觉。但玩其本意，“深谷昼未明”，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洒满阳光之时，终南的深谷里依然一片幽暗。极言其深，很富有真实感。“险”的风格，还从上下两句的夸张对比中表现出来。同一终南山，其高峰高到“夜留景”，其深谷深到“昼未明”。一高一深，悬殊若此，似乎“夸过其理”。然而这不过是借一高一深表现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于以见终南山高深广远，无所不包。究其实，略同于王维的“阴晴众壑殊”，只是风格各异而已。
“长风驱松柏”，“驱”字下得“险”。然而山高则风长，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向一边倾斜，这只有那个“驱” 字才能表现得形神毕肖。“声”既无形又无色，当然不能看见它在“拂”。“声拂万壑清”，“拂”字下得“险”。然而那“声”来自“长风驱松柏”，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在飘拂，也都在发声。说“声拂万壑清”，就把万顷松涛的视觉形象和万壑清风的听觉形象统一起来了。
这六句诗插在这中间的两句，以抒情为主。“山中人自正”里的“中”是“正”的同义语。山“中”而不偏，山中人“正”而不邪；因山及人，抒发了赞颂之情。“路险心亦平”中的“险”是“平”的反义词。山中人既然正而不邪，那么，山路再“险”，心还是“平” 的。以“路险”作反衬，突出地歌颂了山中人的心地平坦。
硬语盘空，险语惊人，也还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赞美终南的万壑清风，就意味着厌恶长安的十丈红尘；赞美山中的人正心平，就意味着厌恶山外的人邪心险。以“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收束全诗，这种言外之意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