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在豪放以外，也显婉约含羞，《蝶恋花》词中即写闺怨女子，缠绵动人。这首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
上阕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全词以哀景引入，“懒、慵”乃倦怠样，“蝶、莺”本为无情动物，词人却以主观情感灌入，描画了两物的慵懒散漫。后以“花落狂风”承接，更于慵懒外平添萧瑟，“残”为花落凌乱之形，暗含残败颓靡；“满”字作结，残红遍地，满布小院的情状即刻呈现眼前。全词前三句写景，由蝴蝶、黄莺的慵懒，转入花落残红的寂寥，为下文写人作铺垫，奠定了哀怨凄楚的氛围。面对这“风雨送春归”、“无计留春住”的情景，心事重重的少女，不免触目伤情，倍添寂寥之感。
“午醉未醒红日晚，黄昏帘幕无人卷”，这两句由景及人，主人公午醉未醒，红日已晚，黄昏及至，帘幕低垂。此乃日落黄昏时分，抒情主人公应为一名女子，睡眼惺忪之时，天已慢慢暗沉下来，“帘幕无人卷”从侧面写出女子慵懒倦怠之象。景中含情，人中显意，全词上阕由景及人，细致描摹出一幅残败寂寥的少女闺怨图，色调浓郁低沉。
下阕直入，展开对人物外表与内心的描写，细腻地展现出主人公独居闺房之中的情形。“云鬓箭松眉黛浅”，首句以形写神，写因伤春而懒于梳洗，以下承上刻画愁思之重。鬓发散乱，眉间黛墨浅淡，不饰打扮、素面朝天的女子形象显露无疑。这个女子之所以不修边幅，乃是“愁”字作祟，无尽愁怨，无处倾诉。“总”是起领，将女子悠悠“愁媒”一语道尽，见景思愁，见人思愁，万事万物在女子眼中“总是愁媒”。而这愁却无人可排遣，“欲诉”写尽女子渴望倾诉、渴望排遣的心理，但是“谁消遣”的疑问却暗含“无人消遣”的答案，五字将少女悲凉沉重的心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凄楚难耐。
“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一句，以否定词“未信”领起，虽明言“未信”，却隐隐传递出“信”意，女子的孤单寂寞在这断言般的词句中传达而出。随后女子自比杨花，“杨花犹有东风管”，杨花似花非花，在花中身价不高，且随风飘荡，有似薄命红颜，一无依托。这里即景取喻，自比杨花，悲凉之情以旷语出之，愈觉凄恻动人。女人以花喻人，命薄如杨花，将其女子无所依傍、“难系绊”的深情道出。
词的结尾耐人寻味，创造出新意境，写出了少女的消极伤感与天真大胆交织的矛盾心理，显得不同凡响，别具一格。全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表达对妻子的怀念。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
这首词上片忆昔，通过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下片抚今，写如今国破家亡、沦落天涯，写出作者对往日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回忆往昔。
开篇二句，从眼前节候节物着笔，写元宵节的环境氛围。严冬余威尚未消退，残雪未尽，梅花凋残零落，黄昏时刮风下雨，春寒料峭。恶劣的气候，暗淡的黄昏，令人压抑、沉闷，难以尽兴游赏，从而勾起对昔日元宵节的回忆。
“长记”四句，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周密《武林旧事·大礼》载：“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又说：“禁去岁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这里作者特点“小红楼”、“杵歌”、“预赏”，说明作者所“长记”的元宵不是一般的元夕，而是南宋朝廷观灯的往事。“杵歌昏昏，鼓声叠叠”，极写昔日元宵观灯歌舞不绝，热闹喧腾的景象，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
下片抚今。
过片宕开一笔：“涯客鬓愁成缕，海上传柑梦中去”。这里写出国破家亡、沦落天涯，无以寄身的凄惨和难脱的愁绪。过去上元夜于宫中宴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的美好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梦中去”三字，进一步写出作者对往日元宵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以上所写，既突出昔元宵节的美好，又反衬出今年元宵节的凄凉。
所以作者接下去有由昔而今、由梦境而回到现实，自设问答：“今年上元何处度”设问，应片头“天涯客鬓愁成缕”句，领起下文。接着以“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作答，说明今年元夕不是在都城临安的“小红楼畔”，而是在“乱山茅屋”之中；不是往日“杵歌昏昏，鼓声叠叠”的繁华，而是面对着“寒炉败壁”，孤苦凄凉；自然自己所观赏的也不是“火树银花流溢的繁灯焰火，而是青荧的令人发愁的“渔火”，满目凄楚的元宵节物出而已。着末写出悲惨处境，悲愤几极。
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