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诗歌的突出特点是想象奇特。在这首诗中，诗人梦中上天，下望人间，也许是有过这种梦境，也许纯然是浪漫主义的构想。
开头四句，描写梦中上天。第一句“老兔寒蟾泣天色”是说，古代传说，月里住着玉兔和蟾蜍。句中的“老兔寒蟾”指的便是月亮。幽冷的月夜，阴云四合，空中飘洒下来一阵冻雨，仿佛是月里玉兔寒蟾在哭泣似的。第二句“云楼半开壁斜白”是说，雨飘洒了一阵，又停住了，云层裂开，幻成了一座高耸的楼阁；月亮从云缝里穿出来，光芒射在云块上，显出了白色的轮廓，有如屋墙受到月光斜射一样。第三句“玉轮轧露湿团光”是说，下雨以后，水气未散，天空充满了很小的水点子。玉轮似的月亮在水汽上面辗过，它所发出的一团光都给打湿了。以上三句，都是诗人梦里漫游天空所见的景色。第四句则写诗人自己进入了月宫。“鸾佩”是雕着鸾凤的玉佩，这里代指仙女。这句是说：在桂花飘香的月宫小路上，诗人和一群仙女遇上了。这四句，开头是看见了月亮；转眼就是云雾四合，细雨飘飘；然后又看到云层裂开，月色皎洁；然后诗人飘然走进了月宫；层次分明，步步深入。
下面四句，又可以分作两段。“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是写诗人同仙女的谈话。这两句可能就是仙女说出来的。“黄尘清水”，换句常见的话就是“沧海桑田”：“三山”原来有一段典故。葛洪的《神仙传》记载说：仙女麻姑有一回对王方平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这就是说，人间的沧海桑田，变化很快。“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人往往以为“神仙境界”就是这样，所以诗人以为，人们到了月宫，回过头来看人世，就会看出“千年如走马”的迅速变化了。
最后两句，是诗人“回头下望人寰处”所见的景色。“齐州”指中国。中国古代分为九州，所以诗人感觉得大地上的九州犹如九点“烟尘”。“一泓”等于一汪水，这是形容东海之小如同一杯水被打翻了一样。这四句，诗人尽情驰骋幻想，仿佛他真已飞入月宫，看到大地上的时间流逝和景物的渺小。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很浓厚的。
李贺在这首诗里，通过梦游月宫，描写天上仙境，以排遣个人苦闷。天上众多仙女在清幽的环境中，你来我往，过着一种宁静的生活。而俯视人间，时间是那样短促，空间是那样渺小，寄寓了诗人对人事沧桑的深沉感慨，表现出冷眼看待现实的态度。想象丰富，构思奇妙，用比新颖，体现了李贺诗歌变幻怪谲的艺术特色。
这首诗写谢雨路上所见之景：丽日、碧溪、游鱼、树木、黄童、白叟、麋鹿、猿猱，一景一句，恰似电影镜头，连续将客观景物一个个展现在读者面前。
“照日深红暖见鱼”，深红温暖的夕阳斜斜地映照潭水，把潭水染得通红也增加了一份暖意，而潭中的鱼儿欢快游玩，清晰可见，染红了的潭水、欢快游动的鱼儿都是春旱过后、大雨降后的情景，词人虽未点出春旱之时的情景，但读者可以想象那是一定是潭水干枯、鱼儿无处寻觅，这样的前后对比之中、温馨的画面之中隐含了词人欣喜的心态。“连溪绿暗晚藏乌”，沿着石潭向四处望去，看见成阴的绿树接连一片，而深藏其中的乌鹊发出鸣噪的声响，动静结合，更显幽静。“黄童白叟聚睢盱”，以黄童、白叟代称所有聚集的人群，词人看到他们都呈现出喜悦兴奋的神态。上片中红、绿、黄、白等色彩和谐搭配，动景、静景巧妙结合，景物、人群完美融合，运笔灵动、构思精巧。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麋鹿在突然之间逢遇如此多的人群顿觉不习惯，有一种惊慌之感，而猿猱却一听到喧天的喜庆鼓声不招自来，极度兴奋，这一对比的描写情趣盎然。以动物的反映间接写出石潭谢雨的欢闹情景，不着一字，而风流自现，可谓神笔。“归家说与采桑姑”，结尾由实转虚，笔法灵活，词人想象这些观看长官亲自谢雨而欢喜异常、激动难耐的在场者，归家之后一定会把谢雨之时的欢腾景象向采桑姑细细说与。
在这首小词之中，词人丝毫没有描写自己的心境，但透过词人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读者自可体会词人无比兴奋之情，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描写月夜于江上听筝的小令。此曲首句从清夜入手，描摹月夜江景，为下文写情蓄势；次句写筝声打破江夜的寂静；三句转写闻筝人的神态；末句写出听筝的反应。全曲构出一幅历历分明的江夜风情画，将写景记事抒情结合在一起，情景交融，文句虽短，艺术价值却很高。
此曲第一句先写月夜江景，水月映照，空灵明净，显示出澄澈宁谧的气氛。第二句写筝的声音。在月色中，不知是谁弹起玉筝，打破四周的寂寥，添增了神秘幽婉的韵味。第三句则从听筝人的神态，以背面敷粉的艺术手法，烘托筝声所表达的哀伤感情。第四句写江涛澒洞，它像是被筝声勾起的深沉的叹息。这样的写法，又把感伤之情推进一步。
这首二十四字的小令，与白居易那首六百余言的著名长诗《琵琶行》有相似之处。同是江天月夜，同是不期而闻哀怨的音乐弹奏，这支《凭阑人》几乎可说是浓缩的《琵琶行》。只是白诗详尽地介绍了演奏的过程，弹者的身份、经历，以及听者哀怨的缘故，而小令限于容量，这一切都付阙如。但因此也造成了作品的悬念，令人遐想。筝声无端而至，哀怨无端而生，倏然以来，戛然以止，造成了全曲清凄超妙的风神。
在技巧形式上，此篇属散曲巧体之一的“嵌字体”，各句都嵌有一至二处“江”字。“嵌字体”在诗歌中已有先例，如陶渊明的《止酒》诗，二十句中就句句含一“止”字。散曲“嵌字体”的最早作品，则是元好问的《喜春来·春宴》：“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酝透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此篇同嵌的“江”字，建立了句与句之间的内部联系。全曲出现的“江水”、“江月”、“江上”、“隔江”、“满江”的重复不仅多方位地充实了“江夜”的题意，而且表现了一唱三叹的风韵。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