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在绝句体中,有一种“一句一绝”的格调。即每句写一景,多用两联骈偶,句子之间似无关联。它最初起源于晋代《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唐代作者已不多,唯杜甫最喜运用这种体格。或许是因为他太精于诗律,运用这种绝体,可以因难见巧。他最脍炙人口的绝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糁径杨花铺白毡”“迟日江山丽”等,也都是用这种体格。这些诗的优点不只在于写景生动,律对精切,而尤其在于能形成一个统一完美的意境,句与句彼此照应,融为一幅完整图画。
这首诗写夜泊之景。诗人写月夜,不从空中之月写起,而写水中月影(“江月”),一开始就抓住江上夜景的特色。“去人只数尺”是说月影靠船秀近,“江清月近人”,它同时写出江水之清明。江中月影近人,画出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江间月夜美景,境界是宁静而安谧的。第二句写舟中樯竿上挂着照夜的灯,在月下灯光显得冲淡而柔和。桅灯当有纸罩避风,故曰“风灯”。其时江间并没有风,否则江水不会那样宁静,月影也不会那样清晰可接了。一二句似乎都是写景,但已暗示出一个未眠人的存在(第一句已点出“人”字),这就是诗人自己。从“江月”写到“风灯”,从舟外写到舟内,由远及近。然后再写到江岸,又是由近移远。由于月照沙岸如雪,沙头景物隐略可辨,夜宿的白鹭屈曲着身子,三五成群团聚在沙滩上,它们睡得那样安恬,与环境极为和谐;同时又表现出宁静的景物中有生命的呼吸。这和平境界的可爱,惟有饱经丧乱的不眠人才能充分体会。
诗句中洋溢着诗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自然界小生命的热爱,这与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对着“沙头宿鹭”,不禁衷心赞美夜的“静”美。由于他与自然万类息息相通,这“静”与“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的寂静幽独该有多少不同。忽然船尾传来“拨剌”的声响,使凝神睇视着的诗人猛地惊醒,他转向船尾,只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跃起一条大鱼,在夜空中画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弧线后,又潜入水中。
诗的前三句着力刻画都在一个“静”字,末句却写动、写声,似乎破了静谧之境,然而其表达效果恰好相反,以动破静,愈见其静;以声破静,愈见其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陪衬的手法,适当把对立因素渗入统一的基调,可以强化总的基调。这是诗、画、音乐都常采用的手法。诗的末两句分写鱼、鸟,一动一静,相反相成,抓住了江上月夜最有特点同时又最富于诗意的情景,写得逼真、亲切而又传神,可见诗人体物之工。
此诗乍看上去,四句分写月、灯、鸟、鱼,各成一景,不相联属,确是“一句一绝”。然而,诗人通过远近推移、动静相成的手法,使舟内舟外、江间陆上、物与物、情与景之间相互关联,浑融一体,读之如身历其境,由境会意。因而决不是什么“断锦裂缯”(胡应麟)。“老去诗篇浑漫与”,从诗题“漫成”可知是诗人一时得心应手之作,这种工致而天然的境界不是徒事雕章琢句者能达到的。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