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此诗，谆谆嘱咐，劝勉有加，壮爱国之行色，见兄弟之亲情。
首联点题，写兄弟宦游四海，天各一方，已是常事，这次也不会因远别而悲伤落泪。苏轼兄弟情谊颇深，苏辙23岁前与兄住在一起，未曾一日分离。23岁进入仕途，从此宦游四方，会少离多。尽管如此，他们仍息息相关。苏轼一生屡遭贬谪，苏辙受累不怨。在“乌台诗案”中，苏辙宁肯舍弃官帽以营救其兄，感人至深。故《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此去，虽为远别，但暂作分离，一向乐观旷达的苏轼自然不作儿女之态。“那因远适更沾巾”化用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句意。
颔联劝勉。上句勉励苏辙不辞辛苦，其中的“驿骑”原指驿站快马．此代使臣；“凌风雪”写出了路途的艰辛。下句鼓励兄弟不辱使命，汉朝时匈奴自称天骄，以后用以代异族。凤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麟是传说中的仁德之兽，此以之代辙。既指子由之美德，更见国家之仁惠。这句是说．要让辽主认识你这仁德之国派出的使臣。既要不辱使命，更要不失大国风范。
颈联嘱咐。上句要子由身居沙漠，时时回望汴京的月亮，不要忘记故国。下句设想子由梦境，梦中的湖光山色应该是杭州的湖光山色。“时苏轼任职杭州，故有此语。
尾联望归。这里用李揆指子由，这不仅因为苏轼兄弟在当时的名位与声望，举世皆有所闻，而且以此告诫子由，出使北蕃，决不可追求盛名，须小心谨慎，安全而归。联系当时辽国每每扣押宋朝使臣的事实，苏轼的担心并非多余。用李揆故事，又以国家利益为重，实乃警精含蓄之语。
这首诗以送别为题，写出苏轼对子由出使辽国的复杂心理，一再劝勉，谆谆嘱咐，殷殷盼归。语言平实，自然流畅，属对工稳，用事精警。写寻常之题材，寄兄弟之亲情，明国家之大义，实乃苏诗中抒写爱国情怀之佳作。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