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虽只是写了作者走访友人未遇这样一件寻常小事，却因诗人出神入化的语言，而变得别具韵致。诗人以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等寻常景物，以及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寻常行事，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表达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一条杂草遮掩的小路直通向荒芜的小园；园旁也没有人家居住。诗人开篇用简练的语言，描写一处幽静的环境，通过对友人居所的描写，暗示友人的隐者身份。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明月清辉映照，万籁俱寂，老僧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夜 宿的鸟儿，引起它们的躁动不安，大概就是鸟儿从窝中飞出转个圈，又飞回巢中这个瞬间，被诗人抓住，用僧人的敲门声反衬周围环境的幽静。“敲”字用得很妙，而贾岛曾在“推”、“敲”两字使用上犹豫不决，后来在韩愈的建议下，使用“敲”字，两人因此也成为了朋友。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是写回归路上所见。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晚风轻拂，云脚飘移，仿佛山石在移动。“石”是不会“移”的，诗人用反说，别具神韵。这一切，又都笼罩着一层洁白如银的月色，更显出环境的自然恬淡，幽美迷人。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表明诗人不负归隐的约定。前三联都是叙事与写景，最后一联点出诗人心中幽情，托出诗的主旨。正是这种幽雅的处所，悠闲自得的情趣，引起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诗中的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无一不是寻常所见景物；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等，无一不是寻常的行事。然而诗人偏于寻常处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语言质朴，冥契自然，而又韵味醇厚。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