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逸生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是张说在校书郎任内出使西川时写的，虽只寥寥二十字，却颇能看出他写诗的技巧和才华。
一个接受任务到远地办事的人，总是怀着对亲人的眷恋，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盘算着回归的日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张说能把这种幽隐的心情“发而为诗”，而且压缩在两句话里，却不简单。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争日月”，象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争”字实在写得好，把处在这种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了。“来往预期程”，是申说自己所以“争日月”的缘故。公府的事都有个时间规定，那就要事先进行准备，作出计划，所以说是“预”。十个字把诗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心里的筹划、掂量，都写进去了，简炼明白，手法很高明。
这十个字又是下文的伏笔。本来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紧凑的，然而诗人回归之心更急切，他要力争按时回洛阳。他是洛阳人，在洛阳有家，预期回归，与家人团聚。
下文忽然来个大转折：“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不料情况突变，原定秋前赶回洛阳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当然怅惘。然而诗人却有意把人的感情隐去，绕开一笔，埋怨起秋风来了：这秋风呵，也是够无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径自先回洛阳城去了。
这一笔，妙在避开了率直无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风形容为“无情的秋风”。这秋风先至，自然要引起许多烦恼。可以试想，秋风一至洛阳，亲人们必然要翘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约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淡淡一笔，情致隽永深厚。
在这里，诗人到底是埋怨秋风，还是抒发心中的烦恼？诗中没有明说，颇费人寻绎，正是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可以想见，诗人对于这次情况的突然变化，确实感到意外，或有点不满，不过他用的是“含蓄”的语言罢了。
张说早些时就写过一首《被使在蜀》诗：“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归期定在秋月，即此诗所谓“预期程”。不料时届秋令，秋风已起，比诗人“先至洛阳城”，他却落后了，即诗题所谓“后期”。秋风本是按时而起，无所谓“先”；只因诗人归期“后”了，便显出秋风的“先”来。两首合看，于诗中的情味当有更深的体会。
这是一首抒情诗，通过对秋景的描绘，表达了女诗人因孤独寂寞而对远方情郎的思念之情。此诗前两句写盼人不至，后两句接写相思情。全诗运用句中重复、句中排比、反义字相起等手段，造成悠扬飘摇的风调，有助于加强抒情效果，深切地抒发了诗人的相思之情。
首句以江陵秋景兴起愁情。《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极目千里兮伤春心。”枫生江上，西风来时，满林萧萧之声，很容易触动人的愁怀。“千枝复万枝”，是以枫叶之多写愁绪之重。它不但用“千”“万”数字写枫叶之多，而且通过“枝”字的重复，从声音上状出枝叶之繁。而“枫叶千万枝”字减而音促，没有上述那层好处。
“江桥掩映──暮帆迟”。极目远眺，但见江桥掩映于枫林之中；日已垂暮，而不见那人乘船归来。“掩映”二字写出枫叶遮住望眼，对于传达诗中人焦灼的表情是有帮助的。词属双声，念来上口。有此二字，形成句中排比，声调便曼长而较“江桥暮帆迟”为好听。
前两句写盼人不至，后两句便接写相思之情。用江水之永不停止，比相思之永无休歇，与《室思》之喻，机杼正同。乍看来，“西江”、“东流”颇似闲字，但减作“忆君如流水，日夜无歇时”，比较原句便觉读起来不够味了。刘方平《春怨》末二句云：“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晚清王闿运称赞说“以东、西二字相起，（其妙）非独人不觉，作者也不自知也”，“不能名言，但恰入人意。”（《湘绮楼说诗》）鱼玄机此诗末两句妙处正同。细味这两句，原来分用在两句之中非为骈偶而设的成对的反义字（“东”“西”），有彼此呼应，造成抑扬抗坠的情调，或擒纵之致的功用，使诗句读来有一唱三叹之音，亦即所谓“风调”。而删芟这样字面，虽意思大致不差，却必损韵调之美。因此鱼玄机此诗每句多二字，有助于加强抒情效果，它们充分发挥了作用。所以比较五绝“自君之出矣”一体，艺术上正自有不可及之处。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咏物诗在中国起源甚早。从现存作品来看，《诗经》中的《鸱鸮》，《楚辞》中的《桔颂》已肇其端。魏晋以后，作者渐众，作品渐多，如张协、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何逊等，都有“尚巧似”或“形似”的特色，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总结道：“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但这首诗咏山寺夜灯却基本上是出之以虚笔。首联言山灯明亮，照彻天地，如百花怒放，就像春天突然来到了人间。夜晚的冷寂，本不足比为春，今有灯火，不仅形象如花，亦为环境增添了暖色，所以这个比喻可以成立。这使世人想起了岑参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银花开。”比体和喻体之间反差也很大，这种相似或许不是偶然的。三、四两句是最实的一联，但写佛灯之盛、之亮，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调动神话传说，一方面渲染佛灯的不同寻常，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佛灯的神奇。至结尾处，诗人突发奇想，认为佛灯“若任扶桑路，堪言并日轮”，这固然是点出了某种喻意，但从自然现象来说，也是由黑夜到白天的一个自然的流程，从而使得通篇前后一体，非常圆融。
诗人把黑暗的大千世界变为朗朗白昼，实则暗示佛教是人们心中的一盏明灯，但这层意思完全融于诗化的语言之中，毫无枯涩之感，这反映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这首曲子通过对瓦匠辛勤劳作的描写，写出瓦匠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表现出对勤劳美德的赞美，还蕴含有富贵如云，不如手艺在身稳当，世事沧桑，富贵荣华不足羡之意。全曲纯用口语，显得亲切自然，看似浅显而实富内蕴。
《水仙子·瓦匠》这首散曲，以方言口语用对比手法赞美瓦匠的精神及其卑视权贵以勤奋劳动自豪的崇高志尚，真诚心态跃然纸上。其中头三句属联珠对，由“恰”“初”“重”三字相绾，这位瓦匠忙碌及其对职业的热爱，一并传出。接着以“弄泥浆”“数十年”二句加以概括，更见其操守之坚。因此，他对“金张第”“王谢宅”之蔑视，实属出诸肺腑，极为自然。这二句不乏调侃戏谑之味，益显其意志弥坚。最后说“都不如手镘坚牢”，充分抒发了他的自豪感，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此曲和《醉太平·挑担》均系北调。“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魏良辅《曲律》）。故“曲有两不杂，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曲苑·曲律》）。
而在《水仙子·瓦匠》这曲中，“金张第”“王谢宅”二句，与诸前后各句迥然有别，这两句不仅用典，并且儒雅而有文采了，但有“游麋鹿”“长野蒿”二语杂之，在绮丽中又不乏俗意，柔中有劲，仍不失北调之基因。而正是有了富于变格性的这两句，不仅强化了内容，并且在艺术上也有变化了，给此曲添了光彩。全曲末三句由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诸句脱化而出，而又不乏新意。
这首曲子着重表现普通劳动者的自豪感，瓦匠是个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这首小令以劳动者的口语来表现，显得格外亲切自然，看似浅而实富有内蕴，都经得起咀嚼品味。这首小令还有明白如话的特点。像这样的小令在《滑稽余韵》集中可说是比比皆是，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陈铎散曲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