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题目标明“记游”,本可记述游历经过和松风亭的由来及四周的景物。但苏轼非为叙事,而是明理。从“意谓如何得到”,悟出世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道理。这种即时放下,随遇而安,“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旷达态度,正是苏轼从自己丰富的人生磨砺中,触动外物,偶然得之的。一件本来令人沮丧的遭遇,换个角度想,豁然开朗,“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种思考方式,在后来贬谪过程中不断从苏轼笔下表现出来,这既是苏轼对自己生活困境的一种积极反抗——以乐处哀,又是苏轼在具体现实中始终不堕其精神品格、自我提升到一种旷远开阔境地的呈示。
文章读来有味,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他由“思欲就亭止息”到悟出“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后的自得心情。这自得既表现在他对作出决定后“是心”“忽得解脱”的描述,又表现在他对“若人悟此”当有之事的想像。其实,他的自得,实是对随遇而安人生态度的肯定。小品仅记作者生活中的一点感受,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和事理的严密,思之所至,笔亦随之。又出语平淡、通俗却意味深永,能真实再现作者为人坦诚、天真、达观、有趣的一面。
文中写苏轼思绪变化过程,跌宕起伏,顿挫有致。深刻的道理能用家常话说出,真率亲切。其间几处宋时口语的运用,更能收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
词的开头,点出季节“秋后”,接着选写了两个带有秋天特征的景象:“亭皋木叶稀”和“关塞雁南归”。“晓云”二句,用拟人化手法,描绘晓云散尽、宿雨来时山间之朝暮变化。一“瘦”字写出了山腰的线条,清晰又柔和;一“肥”字点出了秋雨后水面宽阔的情景。云去山瘦了,雨来水肥了,极有趣味。以上四句道出了自然界奇妙无穷的变化,用笔洗练,秤色俱佳。秋天,对于文人来说,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借秋景写凄冷之情是词人们的惯技,而这里则不然。词虽写秋风扫叶、大雁南飞,但不动声色、不露凄寒之感,在写法上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词人直接呈现秋后物态,差不多看不到词人把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烘托,但词人闲适、宁静的心情,以及他对大自然的赞美,却可感人。其含意与王维《山居秋暝》“随意香芳歇,王孙自可留”相近。
过片抒怀,叹自己年迈,自愿过这种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已久。忘机,与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中“忘机”义相同。“沙鸥”一句化用了孟浩然“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夜泊宣城界》)句,但形象更具体含蓄。沙鸥与人相对,本在画中才有可能,这里沙鸥见人不惊,说明人鸥相处已久。词人飘然一身,正像广阔天地间一只孤独的沙鸥。但词并无飘泊无依的感伤,相反宕开一层,写“柳溪父老”、“溪南旧钓矶”,转而急止。这一笔,回应“久忘机”,又让读者体昧到作者人世的机巧之心确已荡然无存,寄托的是淡泊而活远的情怀,写得超然。
这首词上下片乍看好象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是横云断岭,似断实连。上片四句秋景,已淡淡地暗示了词人的心迹,即;春天的芳华消歇了,秋景也佳,我自可留在山中。这种恬静执著的情怀,暗度下片,为下片定了基调,其内容也是“天梯石栈相钩连”的。下片的中心是“久忘机”。正因为山中有无穷的景致可供欣赏,在这儿,他可以得到灵魂的休息,可以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不媚世俗的人格,所以他人虽老,仍不改初衰,喜与沙鸥为伴,与“柳溪父老”为友,自甘恬淡一生。这里正是“金针暗度”手法的妙用。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是一首讽刺诗,借“官仓鼠”的形象,讽刺那些贪官污吏,真是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官仓鼠,就是官府粮仓里的老鼠。“官仓”二字至关重要。它带来了“鼠”的特殊性,决定了诗的主题。
第一句“官仓老鼠大如斗”开篇点题,并且描绘了官仓鼠惊人的身材一“大如斗”大得像个斗!斗是粮仓中必备的量具,一斗相当于10升,能装几十斤粮食。用“斗”来形容官仓鼠,真是绝妙至极:一、写出官仓鼠出奇的个儿大;二、写出官仓鼠满肚子装的都是粮食,正像斗装粮食一样;三、斗是粮仓里的器具,鼠也生活在粮仓里,以斗喻鼠,是就近取材,有信手拈来之妙。总之,这句从身材上写出官仓鼠的特征。鼠是向来以体小著称的,“官仓鼠”却为什么如此硕大?正是由于它吃的是官粮,吞的是百姓的血汗,它们与那官府里的肥头大耳的贪官污吏是多么相似啊!
第二句“见人开仓亦不走”。亦,也。走,当跑讲。这句意思是说:官仓鼠见人前来开仓门,也不跑掉。这真是胆大包天了。这一笔写出官仓鼠的又一惊人特征。老鼠向来是以胆小著称的,它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一有响动便溜之大吉。但是官仓鼠为什么不怕人?正是因为没人整治它们,于是才从容不迫、安闲自如地对待来人。这使我们想到,那些贪官污吏之所以敢于横行霸道,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上司在纵容他们,包庇他们,甚至与他们同流合污。
第三句突然由“鼠”写到“人”:“健儿无粮百姓饥。”官仓里的老鼠被养得又肥又大,前方守卫边疆的将士和后方终年辛劳的百姓却仍然在挨饿。诗人以强烈的对比,一下子就把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矛盾展现在读者面前。
面对这样一个人不如鼠的社会现实,第四句的质问就脱口而出了:“谁遣朝朝入君口?”至此,诗的隐喻意很清楚了。官仓鼠是比喻那些只知道吮吸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而这些两条腿的“大老鼠”所吞食掉的,当然不仅仅是粮食,而是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尤其使人愤慨的是,官仓鼠作了这么多孽,竟然可以有恃无恐,这必定有人作后台。“谁遣朝朝入君口?”诗人故执一问,含蓄不尽。“谁”字下得极妙,耐人寻思。它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去探索造成这一不合理现象的根源,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主题十分鲜明。
这种以大老鼠来比喻、讽刺剥削者的写法,早在《诗经·魏风·硕鼠》中就有。不过,在《硕鼠》中,诗人反复冀求的是并不存在的“乐土”“乐国”“乐郊”,而《官仓鼠》却能面对现实,引导人们去探求苦难的根源,在感情上也更加强烈。这就是一种发展。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揭露官仓管理不善,细细体味,却句句是对贪官污吏的诛伐。诗人采用的是民间口语,然而譬喻妥帖,词浅意深。他用“斗”这一粮仓盛器来比喻官仓鼠的肥大,既形象突出,又点出了鼠的贪心。最后一句,又把“鼠”称为“君”,俨然以人视之而且尊之,讽刺性极强,深刻地揭露了这个是非颠倒的黑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