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声起兮春草深，木铎无声兮岁月换。
上天悔祸兮诱天骄，黄肠素绋兮归路迢迢。
抚榇循题兮愁雾重，江河倾泪兮雷霆声恸。
行妥灵兮金粟堆，白杨萧萧兮风送哀。
匰主兮肖貌，穆将愉兮清庙。
对越兮在天，永蒸尝兮千万年。
边声起兮春草深，木铎无声兮岁月换。
上天悔祸兮诱天骄，黄肠素绋兮归路迢迢。
抚榇循题兮愁雾重，江河倾泪兮雷霆声恸。
行妥灵兮金粟堆，白杨萧萧兮风送哀。
匰主兮肖貌，穆将愉兮清庙。
对越兮在天，永蒸尝兮千万年。
这里，似乎只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了晚春的繁丽景色，其实，它还寄寓着人们应该乘时而进，抓紧时机去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层意思。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榆荚杨花虽缺乏草木的“才思”，但不因此藏拙，而为晚春增添一景，虽然不美，但尽了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了。
这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绝。乍看来，只是写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常景，但进一步品味便不难发现，诗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诗人不写百花稀落、暮春凋零，却写草木留春而呈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探得春将归去的消息，便各自施展出浑身解数，吐艳争芳，色彩缤纷，繁花似锦，就连那本来乏色少香的杨花、榆荚也不甘示弱，而化作雪花随风飞舞，加入了留春的行列。诗人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反一般诗人晚春迟暮之感，摹花草灿烂之情状，展晚春满目之风采。寥寥几笔，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
说这首诗平中翻新，颇富奇趣，还在于诗中拟人化手法的奇妙运用，糅人与花于一体。“草木”本属无情物，竟然能“知”能“解”还能“斗”，而且还有“才思”高下有无之分。想象之奇，实为诗中所罕见。末二句尤其耐人咀嚼，读者大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毫无羁绊的大胆想象，使人思之无穷，味之不尽。
再细加揣摩，此诗熔景与理于一炉。可以透过景物描写领悟出其中的人生哲理：诗人通过“草木”有“知”、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自己对春天大好风光的珍惜之情。面对晚春景象，诗人一反常见的惜春伤感之情，变被动感受为主观参与，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你看，“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藏拙，不畏“班门弄斧”之讥，为“晚春”添色。这就给人以启示：一个人“无才思”并不可怕，要紧的是珍惜光阴，不失时机，“春光”是不负“杨花榆荚”这样的有心人的。
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元和十一年。注引朱彝尊《批韩诗》云："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的确，仅就描写暮春景色而言，此诗可谓有情有趣，亦不落俗套。诗题又作《游城南晚春》，可知所写乃春游郊外所见。诗人全用拟人手法，不说人之惜春，而说草树亦知春将不久，因而百花争艳，各呈芳菲。凑热闹的还有朴素无华的杨花榆荚，像飞雪一般漫天遍野地飘舞。人言草木无情，诗偏说它们有知，或"斗"或"解"，活泼有趣。这是此诗明白有趣之处。
然而“无才思”三字颇怪异，遂引起后人诸多猜测。或谓劝人勤学，不要像杨花那样白首无成；或谓隐喻人之无才，作不出好文章；或言有所讽喻；或言赞赏杨花虽无芳华，却有情趣和勇气。如果说此诗真有寓意，就应当是其中所含的一种生活哲理。从韩愈生平为人来看，他既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又是力矫元和轻熟诗风的奇险诗派的开山人物，颇具胆力。他能欣赏“杨花榆荚”的勇气。此处或并非存心托讽，而是观杨花飞舞而忽有所感触，随寄一点幽默的情趣。诗的妙处也在这里。
此诗之寓意，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生阅历和心绪可能有不同的领悟。
这是一首写景咏物诗，它以从南山往北山经巫湖中的所见为主要描绘对象，勾勒出一幅秀美的山水长卷。由于诗人在南山和北山都有住所，故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
诗的一开始，以“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指出湖中的旅程要行一天。这一天的浮游乐趣，所见佳景自然是不胜抒写的。诗人对此并未用墨，而将笔力放在登岸后的所见之上。当诗人结束水面漂泊，舍舟登岸并以马代步时，别是一种情趣。举目四望，远处的沙诸依稀可辨，驻马依傍于茂林古松之下，放眼远眺。“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这是远景描写，因为离得远，“侧径”显得“窈窕”细小，“环洲”也更见其“玲珑”巧妙。诗人用两个连绵字将陆地水中的景致写活了。 “侧径’’既弯曲细小，便以“窈窕”昵称， “环洲”在湖水的波光潋滟中愈觉高低明灭、娇小别致，故冠之以“玲珑”。然后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手法，改变视觉角度，从听，闻两个侧面写景抒情，“俯视”是参天的乔木，反映出诗人是憩息于阴峰之上，故有俯视乔木的奇笔；“仰聆”是山间大壑中的波声，群岩叠嶂，谷中水流与怪石相搏，在万壑之问激起万千优美的回响。下句“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是对上文的承接。“石横”是指分水岭，水因之分流，这是沟壑中流水声响变化万千的原因；“林密”是对上文“茂松’’的照应，而“蹊绝踪"也正是因为“侧径既窈窕’’之故。谢灵运直睹除沅的风光，当他陷入路绝之境无法更向上攀登时，才会觉得情怀得到畅快的抒泄。只有到了险峰之巅可以栖迟的地方，他才能纵目四顾，饱览周围的景物。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这两句是用典，是据《周易》“天地解而雷雨作”仿改，天地变化，乾坤交泰，造物主使万物丰容繁盛。接下来，用工笔重彩绘出一幅山水图：新竹长出嫩绿的苞芽，芦蒲的初蕊绽出紫色的茸毛。沙鸥在春水江岸嬉戏，美丽的飞禽在和风中上下颓飞。诗人以客观的笔触刻画山水景物，使之历历如在目前。面对这秀丽的大自然，只有与万物同化才能不为外物所惑以致贪欲无厌。但是对景难排，眷恋人间之美的情感愈加强烈。由于诗人厌倦世态，宁愿离开喧嚣的人境，独处于此深山之中，唯恨憾的是没有古代贤人青甚与同游。既然已是孤居独游，一味伤感而嗟叹便大可不必。这种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情怀无人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世人莫余知”的遗憾心情。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