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朱敦儒的晚年之作，全词表现了一种出尘旷达的悠闲境界。
“先生筇杖是生涯”，开头一语是全词意蕴的形象的总概括，“筇杖”，乃竹杖；“先生”，乃自谓。词人把自己的晚年生活以“筇杖生涯”进行涵盖，就表明他已无心于世事，完全寄情于自然山水之间。“挑月更担花”写出了山野风情之美与身在山野的惬意。以竹筇挑月、担花既能令人想见他在花前月下悠然自得的神态，也可体味出词人吟风弄月的情趣。“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二句仍是承“筇杖”的意象进行生发，前句以“把住”筇杖作为眼前社会现实的象征，词人看透了世事的云翻雨覆，对它们‘已无所谓爱憎可言，后句把倚杖而行作为他对生活的向往，他所行之处烟霞缭绕，不啻是他理想生涯的寄托。词人在“筇杖”这一意象上该凝聚很多思想情感，寄寓了十分丰富的意蕴。
下阕仍承“竹筇”的意象进行放逸之情的抒发。“飘然携去”之句就是写他倚杖而行的处处踪迹，他携着它（筇杖）到“旗亭问酒”，到“萧寺寻茶”，一“寻”一“问”暗示词人生计的清寒，神情潇洒落拓。结尾二句尤为妙笔，词人比喻自己是一只飞止无定的黄鹂，性之所至不知会飞到谁家，朱教懦晚年犹如此风趣诙谐，以活泼小巧的黄鹂自喻，表现作者有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支小令描绘了一幅淡雅的傍晚郊野雪景图，勾画了饱含着作者无限感慨之情的冬景，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向往安宁闲适稳定生活的感情，也表现了元朝文人儒士无限的历世感叹和兴亡之感。全曲用字讲究，境界开阔，层次分明，画面清新淡雅，富于立体感，是描绘景物的好作品，从中可感触戏曲大家智慧的光芒。
大德歌句式为三三五，五五，七五，凡七句七韵，曲题《冬景》是王季思等编辑《元散曲选注》时加上的，这样文眼更加明晓。
“雪粉华，舞梨花。”大雪像白色的花海，像缤纷的梨花。古人常用梨花喻雪花，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渔《闲情偶寄》：“花花耐观，雪为天上之雪，此是人间雪”。作者饱蘸着热爱之情，写出了雪
花的形状和神态。着一“舞”字，说明北风吹紧。作者仰视天空，雪花纷飞，弥漫天际，为下文写具体的景物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再不见烟村四五家。”北风吹扫，扬起雪粉，烟雾笼罩，仍依稀可辨那拥有四五户人家的村庄。此言久久平视之景。“四五家”，作者没有确指，说明烟雾之大，难以辨认清楚，联系下句这是傍晚黄昏时的景色。在此，作者既写出了冬天的特色，又写出了傍晚的特点。
“密洒堪图画。”“堪”，值得。雪花稠密地飘洒下来，是值得描形写画的。此句总结以上二句，远望烟村雪景，银装素裹。下面三句写近景。“看疏林噪晚鸦。”看，那傍晚归巢的乌鸦，在稀疏的树林中正噪闹着，是准备栖息。着一“看”字引起下文。疏林，稀疏的树林，叶落树疏，冬之景也。“噪”，说明乌鸦之多。乌鸦的叫声，引起作者的注意，引起作者无限情思。正因为疏林，所以看得清楚乌鸦。作者在此用景取色是高明的：在白色的底子上只有疏林，再“着”上黑色的乌鸦，使得景物更醒目，更引人注意。黑色为冷色，而乌鸦的叫声很凄惨，显得荒凉，这样就给整个画面带来荒凉之感。
“黄芦掩映清江下。”“清江”，泛指而非实指，言江水之清。黄色的芦花倒映在水里，形成一条黄橙色的彩带，给这荒凉环境带来了几分温馨和一丝快意。黄色为暖色。北风的吹拂，江岸边的黄芦在清江白景映衬下，更显得光彩夺目，摇曳多姿。“斜缆着钓鱼艖。”那岸边泊着一叶钓鱼舟，独览着一清江之景。作者勾画出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清远意境。船泊在岸边，说明天气太晚，渔夫已归家，这样使环境更显得宁静。作者摄景“钓鱼艖”，描绘出了人活动的足迹，给荒凉宁静的环境增加了生机和魅力，同时给人以期待和希望。
小令前四句写大雪漫天飞舞的迷离景色，说明野外的扑朔迷离，依稀难辨，远景的衬托，同时透视出作者赞叹之情，境界开阔，层次分明。后三句，精心摄取几个近景：“晚鸦”、“黄芦”、“钓鱼艖”一目了然，同时层次清楚：岸上、岸边、水中，三层由高及低，层次清晰，形色鲜明。前四句朦胧，后三句明晰，把朦胧的远景和明晰的近景紧密配合，使得整个画面的空间层次鲜明，而近景中又分三层，富有空间层次感和画面的立体感；白中有寒鸦，一分荒凉；黄芦掩映，色彩富有质量感，给人温馨；渔舟斜缆，安详静谧，给人以想象：雪过天霁，照样下江捕鱼，表达了作者对安闲稳定的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之情。
这首小令，作者通过对“冬景”的描绘，曲折地表现了元朝文人儒士无限的历世感叹和兴亡之感。大雪纷飞，是冬季的天气特征，冬是一年之末，雪是雨的回归。作者虽将雪喻作“粉华”、“梨花”，而这是以乐景写哀情，饱含着作者的无限辛酸。取景“噪晚鸦”和“钓鱼艖”，这种酸楚不觉溢于言表。自然界里的乌鸦飘泊了一天，正在聚集归巢，准备度过安宁之夜。而作为人——渔夫，也归家了，唯独作者身在大雪纷飞的茫茫原野中默默地领受这一切，无限凄凉，无限感慨。这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思想积累的。由于社会的影响，读书人没有出路，作者长年漂泊在外，生活毫无安宁，自然向往着闲适恬静的生活，看到归巢的“晚鸦”和渔夫归去留下的“钓鱼艖”，自然而然想到自己它（他）们有归，为何自己无归？这种诘问是对元政府野蛮种族歧视政策的控诉，同时也为一代文人发出带着血泪凄凉的感叹。作者这种造语取境正如贯么石在《阳春白雪序》中所说：“适如少美恰怀，使人不忍对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