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曲先写了阵雨后西湖上雾气迷潆的朦胧美,接着一条画船由远而近地进入这幅画面,随着画面的进一步推进,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轻歌曼舞的美女,最后将这幅谢安曾游的美景与传说中的仙境相比较,发出“倒大风流”的慨叹。
这首元曲以细致的笔法,描绘了如画的西湖山水。首句由西山雨霁着笔,雨后的西山,密云初收,山坡上逐渐隐现出缥缈的楼台,湖面上隐约显露出点点汀洲。楼台、沙渚掩映在尚未收尽的云烟水气中,令人遐想翩翩。在如同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又引人缓缓行驶的画船。船上的歌姬轻歌曼舞,为西湖增添了声色之美。
写景由远及近,犹如一幅徐徐蕴开的水墨画。然后忽然着一野猿、一沙鸥,猿在山,鸥在湖,既切湖山,又增野趣。在作者的笔下,野猿与沙鸥同楼台、沙洲与美人融为一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尾写谢安曾经游阆苑的逸事,为西湖增添了几许浪漫和神韵。最后将谢安曾游的西湖和他居住过的东山相比较,用斩截的口语“倒大风流”进一步突出了西湖无与伦比之美。使曲子的意境增添了生机,愉悦人心。
《弈喻》借事议论,用浅近易懂的事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其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譬,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
文章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其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其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其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其,都应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事实胜于雄辩”,能否选好事例,对于一篇说理文来说非常重要。《弈喻》类似今天的杂文,事例典型与否更是成败的关键。作者精心地选择自其的一次亲身经历,而且是ー次令十分难堪的经历,这本身就很容易警动读者。加上事例的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富于戏剧性,先是观人之失,作者从心限里瞧不起客人的棋艺;是见其之败,事实证明客人的棋艺比他高得多。这样有趣而严峻的事实,深刻的哲理已暗寓其中,不由得读者不接受。作者对事例的剪裁,也见功力。凡是与主题无关的,如棋场的气氛、客人的形貌、下棋的步骤等一概省去,而着重于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变化为线索,凸现整个事例。先是“其失算”,以为“不逮其”,后来对局,“予颇易之”,再后“予思益苦”,最后“予赧甚,不能出一言”,描写紧紧扣住主题,不枝不蔓。这为下文所要阐明的道理作了铺垫,使下ー段省去了许多抽绎引思的文字,文章自然就精练了。
在结构上,作者构思很精巧。三段之间跳跃性很大,每段前后并无任何关联词语,读来却丝毫没有接不上、梗阻不通的感觉。原因在于作者注意了文章的内在联系——道理的连接和发展,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气贯通”。如前所分析的,作者在第一段落笔时,就已考虑到主题的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读完一段,虽不能说已得出第二段要揭示的道理,但至少已接受了作者的“暗示”,第二段跳跃再大,也不会觉得突然。第三段对第二段显然跳跃也很大,由于它是第二段哲理的深化和发展,即由讨论个人的得失到探求真理的得失,这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读者也会感到很自然。同时,在揭示哲理的方法上,全文均采取对比的方法。第一段将客与其对比,将客的失败其的失败对比;第二段是今人和古人对比,是自其的过失与别人的过失相比;第三段是把下棋和探求真理对比。由于方法的一致,文章也就显得脉络清晰,前后统一。另外,该文每段虽无关联词语,却注意了词汇的前后照应。三段文字的中心词都是“失”,这个“失”字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它的外延却随着段落的变化而扩大,这是古代散文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整体性,而又使它错落有致、含蕴无穷。
在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讲求。像“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等句,对仗工整,道理在一正一反的比照中相对而出,十分醒目。对仗句用得好,不仅能使语言精练,句子含义丰富,而且由于上下文对比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加之蕴含哲理,容易构成警句,加深读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