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作品,有人认为是诗,有人认为是词(词牌名为“章台柳”)。在《全唐诗》中,卷二四五中收录此作,定为诗,题为“寄柳氏”;卷八九〇又收录此作,定作词,题为“章台柳·寄柳氏”。下面是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哲伦等人对此篇的赏析。
“章台”,本是战国时所建宫殿,以宫内有章台而得名,在今长安县故城西南隅。这里借指长安。“章台柳”,即暗喻长安柳氏。但因柳氏本娼女,故后人遂将章台街喻指娼家聚居之所。两个叠句用于寻觅加强呼唤之急切,韵味深长,表达作者日思夜想的怀恋之情。“颜色青青”,喻柳氏昔日之青春妙龄,丰容艳丽。“今在否”,谓是否安全健在,暗言社会动乱,邪恶猖獗,柳氏单身独处,其安全令人担忧,以疑问声口,则其忧虑担心之情可见。“长条似旧垂”,喻柳氏袅袅婷婷的身段和体态仍不减当年,与上文“颜色青青”相呼应。“在折他人手”,暗指柳氏值此兵荒马乱之秋,恐己为他人所劫夺占有,是“今在否”的进一步推测。前句见怀想之切,后句见忧虑之深,两句以“纵使”“也应”开合进退,将其希望与失望,侥幸与不幸,揣测与担忧等复杂的矛盾心情写得传神活现。
全篇语意双关,表面上是写柳树,实际上是对柳氏的问候,问候了两件诗人最关切的事:是否还在人世?是否已经嫁人?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这首诗,着意刻画了作者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两句说:游亭之后,便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陶渊明的诗(“卧展柴桑处士诗”),感到有些倦怠,便随手抛书,美美地睡了一觉。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写得气清意爽;读了“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了诗人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半隐半露的消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
“睡觉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独笑”,是在“午梦长”中有所妙悟,从而领略到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作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他想想昔为布衣平民(“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事见《懒真子》),鸿运一来,金榜题名,仕途廿载,官至丞相,后来天翻地覆,谪居此地,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而听到了“数声渔笛”,他的归隐之情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一方面明示作者“万事不关心”,一方面又描摹了他聆听“渔歌入浦深”的情状,所以归隐的题旨比较明显。而蔡确这首诗,却仅以“莞然独笑”、“数声渔笛”揭示主旨,这就比王维之诗更形委婉;更具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王逸《楚辞章句》注:“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描写闲散生活,委婉抒发归隐之志,便是这首诗的主旨。
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