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刘过词能够在辛派阵营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与辛弃疾豪纵恣肆之风相近的作品,还在于那些豪迈中颇显俊致的独特词风,正如刘熙载所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此词就是这么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
这是一首登临名作。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慨时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安远楼,在武昌黄鹄山上,一名南楼。建于1186年(淳熙十三年)。姜夔曾自度《翠楼吟》词纪之。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具载其事。
刘过重访南楼,距上次登览几二十年。当时韩侂胄掌握实权,轻举妄动,意欲伐金以成就自己的“功名”。而当时南宋朝廷军备废驰,国库空虚,将才难觅,一旦挑起战争,就会兵连祸连,生灵涂炭。词人刘过以垂暮之身,逢此乱局,虽风景不殊,却触目有忧国伤时之恸。这种心境深深地反映到他的词中。
词一起用了两个偶句,略点景物,写登楼之所见。
但既无金碧楼台,也没写清嘉的山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泓寒水,满目荒芦而已。这里的“满”字和“寒”字下得好,把萧疏的外景同低徊的心境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黯淡的画面,为全词着上了一层“底色”。细味这残芦满目、浅流如带的词境,不止气象萧瑟,而且写出了居高临下的眺望之感来,是统摄全篇的传神之笔。接下去,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技法把词笔从空间的凭眺折入时间的溯洄,以虚间实,别起波澜。“二十年重过南楼”,一句里包含了多少感慨!二十年前,也就是安远楼落成不久,刘过离家赴试,曾在这里过了一段狂放不羁的生活。所谓“醉槌黄鹤楼,一掷赌百万。”(《湖学别苏召叟》)以及“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这就是他当年游踪的剪影。二十年过去了,可是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此时故地重经,而且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祸乱不远的时候,怎不令人凄然以悲呢?句中的“过”字点明此行不过是“解鞍少驻初程”的暂歇而已,并为下文伏线。“柳下”三句,一波三折,文随意转,极见工力。“未稳”上承“过”字,说明行色匆匆,钩锁紧密,见出文心之细。“能几日,又中秋”,意谓不消几天,中秋又来到了。一种时序催人的忧心、烈士暮年的悲感和无可奈何的叹喟都从这一个“又”字里泄露出来。三句迭用“犹”、“能”、“又”等虚字呼应提携,真能将词人灵魂的皱折淋漓尽致地揭示无余。
过片以后纯乎写情,都从“重过”一义生发。曰“故人”,曰“旧江山”,曰“新愁”,曰“不似”,莫不如此。章法之精严,风格之浑成,堪称《龙洲词》中上上之作。“黄鹤”二句从设问提起,妙处在能从虚际转身。“矶头”上缀一“断”字,便有残山剩水的凄凉意味,不是泛泛之笔。“旧江山浑是新愁”,是深化题旨之重笔。前此种种灰黯的心绪,所为伊何?
难道仅仅是怀人、病酒、叹老、悲秋么?被宋子虚誉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龙洲词跋》)的刘过是不会自溺于此的,刘过此词的忧国伤时之感无疑要高于宋玉《九辨》单纯的寒土悲秋之感。他此刻所感受的巨大的愁苦,就是对韩侂胄引火的冒险政策的担忧,就是对江河日下的南宋政局的悲痛。
旧日的壮丽江山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而他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竟然无能为力,这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呢?“浑是新愁”,四字包括三层含义。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第二层。愁到了“浑是”的程度,极言分量之重,是第三层。旧愁为何?就是他《忆鄂渚》诗所云“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卒章三句买花载酒,本想苦中求乐,来驱散一下心头的愁绪。可是这家国恨、身世愁又岂是些许花酒所冲淡得了的!先用“欲”字一顿,提出游乐的意愿,接着用“不似”一转,则纵去也无复当年乐趣,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少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刘过初到南楼,年方三十,故可称为少年。且可与上片之“二十年重过南楼”相绾合,论其章法,确有草蛇灰线之妙。如此结尾,既沉郁又浑成,令人读之有无穷哀感。
刘过的爱国词篇,多为豪爽奔放,痛快淋漓之作。但这首《唐多令》却写得蕴藉含蓄,耐人咀嚼。与其他爱国词比较,的确别具一格,故而流传甚广。《唐多令》,原为僻调,罕有填者。自刘词出而和者如林,其调乃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阕,周密而因其有“重过南楼”之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此词影响之大。
李白这首诗是初婚后与妻戏谑之词,伉俪之情由此可见端倪。虽是一首小诗,却写得生动活泼,用每日斋戒的太常和每日烂醉的自己相对应,充满谐趣。
在某一次酒醒过后,醉眼朦胧的李白看到正在身边服侍的妻子,心中埋藏已久的愧意顿生。于是他深情地对妻子说:你看我天天烂醉如泥,还要你服侍。我李白虽然名声在外,可是你嫁给我这个“酒鬼”丈夫又得到了什么呢?与嫁给那古板的、不懂生活情趣的太常为妻又有什么区别?李白为自己日日烂醉而后悔,为妻子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而抱歉,他以自嘲的口吻说出来,幽默又很有情趣,表现了诗人对妻子深深的内疚。
全诗共四句,却三句都从典中引出,而又不觉是用典,朴素自然,平实如话,自然流畅。全诗反映了诗人不得志时借酒浇愁的情形,同时也有几分对妻子的愧疚。
这首诗一说吴迈远作,二说鲍令晖,此诗解说出处指的是鲍令晖的《玉台新咏》。
全诗可分为三层。
前四句为一层,“寒乡无异服,毡褐代文练。"是指想着对方身处荒寒之地,却无精致轻暖的衣着,只能以粗毛短衣御寒。
“日月”二句写自己,意思还是承上而来,因为寒在他身,忧在己心,所以天天望君归,可是年复一年,这绷着的心弦总无缓解之时。第一层意指惦念不安、久盼不归。
下面六句为第二层,荆州,扬州,在南方,代指思妇所在之地;幽州、冀州,在北方,代指对方所在之地。
上一层先从对方落笔,由彼而己;这一层先从自己所处地写起,由己而彼。
她说:我这里早已春回大地,而你那儿大概还是冰霜犹在。虽说如此,“北寒妾已知”,然而“南心”你却“不见”。这里的“北”、“南”二字,系承接“幽冀”、“荆扬”而来,既指地,也代指人;“寒”字意亦双关,地之“寒”,是明写;君去不归,音信渺然,“南心”不见,则情之“寒”(冷)亦令人可感,这是暗含;“南心”,一说“指自己在南方望夫的心”,这是对的,因为本来就是“日月望君归,年年不解綖”。不过这里要结合“春早和”的背景来理解。
冬去春来,时不我待,青春易逝,你可知道?暖雨晴风,杨柳如丝,春色撩人春心动,你可知道?芳草萋萋人不归,春日偏能惹恨长,你可知道?说不尽的春愁、春怨、失望、孤寂,你全然“不见”,何等伤心,自在言外。
无怪沈德潜称赞:“北寒南心,巧于著词”(《古诗源》)。“巧”在它紧接上文,自然生发,翻出深意;“巧”在它借时借地,遣词造句,词简意丰,妙语传情。不过,心事万千,谁与共论,左思右想,还只有托燕传情,这种怨“君不见”盼君“见”的矛盾,真实而细腻地刻画出她回肠百转、痛苦而又执著的心态。
诗的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抒发她所要寄之情。“形迫杼煎丝,颜落风催电”。“形”指人之体,“颜”指人之貌;“杼煎丝,喻不休;风催电,喻甚速”(张玉谷《古诗赏析》)。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你离家之后,里里外外只我一人操持,紧迫得像织机上的梭子,奔个不停;“富贵貌难变,贫贱颜易衰”(吴迈远《长别离》)。长期的愁苦劳累,昔日的容颜姿色,早如风雨中的闪电,转眼即逝。“形迫”、“颜落”,用字灵活,形象鲜明,语意生动,既将上文“辛苦”二字补足,又自然地逗出容华虽尽,初衷不变的情意。细针密线,层折而下,最后再一次向对方表明“南心”,方才收束全文。反复致意,用心良苦,但不知此心暖得“北寒”无。余意萦怀,悠悠难尽。
这是一首代思妇抒情写怀之作,然其突出之处在大量的叙事,妙在所叙之事皆孕满着浓郁的情意,这种事因情生,事中含情,情事相融的手法,不仅是抒情诗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对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影响则更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