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此词开头“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这两句组成对偶，意象结集丰富，颜色对照鲜明，基调自然，对仗工整，是上片词形象浓缩的焦点。“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把春光说成与美人一样，在相聚的时候，彼此间无限眷恋，但说到分手就这样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这个比喻恰当，深挚地体现出词人恋春又惜春的真挚感情。“空眷眷”的“空”，是惜别时追叹之语，正是在“分袂却匆匆”的时刻感觉前些时的“眷眷”已如梦幻成空。这三句写景抒情，化浓密为清疏；疏而不薄，因有开头二句为基础，从而能够取得浓淡相济的效果。
“只道真情易写”从惜别的常情着想，早已是预料中的“那知怨句难工”，从内心发出的感叹是实践后的体验。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词人相信这个道理，但其结果不是这样，意思递进一层极言惜别之情的难以表达。“水流云散各西东”说明春光难以挽留，兼写客中与果州告别，词人与果州的朋友告别，天时人事融合在一起了。“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这两句也是对偶句，前句写离开果州前的夜色之美，后句写离开后旅途中的昼景之美。明月照着半个花院，旅途中和风轻轻吹着。词人陶醉在这样的美景中，虽不言情，却可见轻快之情，浓清丽又似含蓄有加。
这首词上片以写景开始而以抒情结尾，下片以抒情开始而以写景结尾。全词仅插两句单句，其余全部用对偶句。单句转接灵活，又都意含两面；对偶句有疏有密，起处浓密，中间清疏，结尾优美含蓄。情景相配，疏密相间，明快而不淡薄，轻松而见精美。同时也抒发了词人的惜春之情，与友人的离别之愁。
《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