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此词开头“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这两句组成对偶,意象结集丰富,颜色对照鲜明,基调自然,对仗工整,是上片词形象浓缩的焦点。“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把春光说成与美人一样,在相聚的时候,彼此间无限眷恋,但说到分手就这样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这个比喻恰当,深挚地体现出词人恋春又惜春的真挚感情。“空眷眷”的“空”,是惜别时追叹之语,正是在“分袂却匆匆”的时刻感觉前些时的“眷眷”已如梦幻成空。这三句写景抒情,化浓密为清疏;疏而不薄,因有开头二句为基础,从而能够取得浓淡相济的效果。
“只道真情易写”从惜别的常情着想,早已是预料中的“那知怨句难工”,从内心发出的感叹是实践后的体验。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词人相信这个道理,但其结果不是这样,意思递进一层极言惜别之情的难以表达。“水流云散各西东”说明春光难以挽留,兼写客中与果州告别,词人与果州的朋友告别,天时人事融合在一起了。“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这两句也是对偶句,前句写离开果州前的夜色之美,后句写离开后旅途中的昼景之美。明月照着半个花院,旅途中和风轻轻吹着。词人陶醉在这样的美景中,虽不言情,却可见轻快之情,浓清丽又似含蓄有加。
这首词上片以写景开始而以抒情结尾,下片以抒情开始而以写景结尾。全词仅插两句单句,其余全部用对偶句。单句转接灵活,又都意含两面;对偶句有疏有密,起处浓密,中间清疏,结尾优美含蓄。情景相配,疏密相间,明快而不淡薄,轻松而见精美。同时也抒发了词人的惜春之情,与友人的离别之愁。
《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