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诗人夜泊秦淮时触景感怀之作,前半段写秦淮夜景,后半段抒发感慨,借陈后主(陈叔宝)因追求荒淫享乐终至亡国的历史,讽刺那些不从中汲取教训而醉生梦死的晚唐统治者,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和深切忧虑的情怀。
这首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不同凡响的,那两个“笼”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四者,被两个“笼”字和谐地溶合在一起,绘成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意态,笔墨是那样轻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近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见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掉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诗中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首先它创造出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句这么处理,就很像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
“夜泊秦淮近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内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近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近酒家”,才引出“商女”、“亡国恨”和“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近酒家”三个字,就像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夜泊秦淮,诗人听到隔江传来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表面上,诗人似乎是在斥责“商女”无知,但是诗人的矛头所向,却是那些身负天下安危,但醉生梦死的权势显达。在距陈朝覆灭已有两个半世纪之遥的晚唐衰世,竟又有人不以国事为怀,用亡国之音,麻醉自己,令人陡生历史悲剧又将重演的预感。“不知”实为“商女”开脱之词,唱者无心,而听者有意。“犹唱”二字上溯历史,说明沉缅酒色的挥霍者古已有之;下照现实,揭示了当今的达官贵人像陈后主一样,如此下去,也将亡国;如不改弦更张,将要自蹈覆辙,不堪设想。抒发了诗人的振聋发聩的警示。
此诗构思奇巧,情景交融,用典恰当,寓意含蓄,语言凝炼,诗评家沈德潜盛赞此诗为“绝唱”,确实是名不虚传。
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茫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茫茫,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挽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