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首二句回忆昔日送别友人的情景。坐落在长江边上的浮玉亭，是词人经常涉足的地方。暮春时节，他曾多次到此送友远行。饯宴在绿树繁茂、浓荫蔽日的亭子里举行。词人不停地举起酒杯，向挚友频频劝酒，殷殷话别，但行人和送者皆心绪不宁，为离别在即而不胜感伤。“阳关”句即描写这种恨别之情。“阳关”为唐代诗人王维所作《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代称，亦名《渭城曲》。此诗将人类普遍具有的感情——友谊，写得十分真挚感人，因此，它在当时就被谱上乐曲，作为“送别曲”、“友谊歌”而广为传唱，世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词人这里说“阳关常恨”，是因为别时与友唱阳关，唱罢阳关别故人，而他经常与友分别，故谓“常恨”；正因“常恨”，故再听到阳关唱起，就“不堪闻”了。“不堪”，意为禁不起。词的四五句写词人远行时的情景。陆游这次离开京口赴南昌任职，正是冷落清秋节。从前于春残花尽时与人分别，对方是行人，自己已觉伤心；今日秋风萧瑟，草木摇落，自己是行人，将别故人而远去，其悲伤之情当然要倍增于过去了。因此，此时此刻，词人的离别之恨和远行之悲，充盈胸臆，溢于颜面。

　　下片仍写离情。饯宴将止，别离在即。居人和游子依依惜别，互相慰藉，想到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难达，不禁黯然消魂，潸然泪下。“清泪”二句，生动地表现了居人和游子之间真诚而又深厚的友谊。下面“一江离恨恰平分”一句，语颇隽永，意蕴深邃。离愁别恨是十分抽象的东西，难以言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虽然以江水之无穷喻愁情之不尽的不计其数，但写得耐人寻味的佳句却殊鲜见。陆游的《浪淘沙》即景抒情，谓离别的悲愁犹如眼前的江水那么多，一半给你（居人），一半给我（游子）。如此描写，就把离恨的深重具体化、形象化了，能使人掂量离恨的轻重，体会分袂的痛苦，它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异曲同工之妙。词末二句，更是涉想新奇，匠心别具。词人幻想若能得千寻铁锁，把长江截断、锁住，使我不能远行，居人也可将我留住，这该有很好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幻想，表达了词人希冀与友人长在一处永不分离的良愿，也反映了词人与挚友不忍分别但又不得不别的痛苦。

　　这首小令，开篇回忆往昔我送友人，接着跌进一层，状绘今日友人送我，最后通过幻想来写不忍分离，把别意写得缠绵悱恻，读来颇有余味。

　　这首五言律《寄淮南友人》可视为《白毫子歌》的姊妹篇。李白在八公山中寻仙不遇，但在淮南盘游的日子，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对友人说，他有幸做了一回淮南客人，并饱览了八公山胜景仙迹，对满山桂花飘香尤为叹赏，因以盘桓日久而忘归。

　　在这首诗中，李白透出了自淮南返回梁宋故国、重新开始书剑飘零的生涯的抑郁心情。首句“红颜怨归国，春岁歇芳洲”，是个倒装句，说他春天去淮畔芳洲游憩归来后，自己才感到一种失落与隐怨。何以如此？“不得金门诏，空持宝剑游”。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虽向往自由自在的山川游历，却并未断绝仕途之念的矛盾心态：他热烈地追求自由与超脱，同时又希望重新得到大唐天子的重用。他仿佛对友人说，我又开始云游天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海云迷驿道，江月隐乡楼”即为这次游踪的记录与传照，运用了对偶修辞手法，整齐美观，音律和谐。诗的末尾又回到春天作客淮上的乐事上来，一个“复”字，很传神地反映了诗人行踪飘零的羁旅生涯。一个因字，表现诗人本放浪不羁，却因八公山中生机勃发的满眼桂树而难以自已的浪漫情怀。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这首诗采用动静相形的手法，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起坐弹鸣琴”是动；清风吹拂，月光徜徉，也是动。前者是人的动，后者是物的动，都示意着诗人内心的焦躁。然而。这里的动是以如磐夜色为背景的。动，更衬出了夜的死寂，夜的深重。茫茫夜色笼罩着一切，象征着政治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心灵上承受着的重压。这首诗言近旨远，寄托幽深，耐人寻味。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一般读者当然更是无法弄清究竟是何种“忧思”。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尉（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代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 因首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君去到夜郎。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诗人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方式以抒写志同道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人逐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