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于边秋野望而作,全篇都是写望中所见之景物。
“清秋望不极”是总写清秋时节的“望”。望秋天景色清旷无极,这就很好的表现“远水天净”。
接下来“迢遰起曾阴”句是写景。写云,云是如何,是遥远的,重叠的。如此的云就表现了此时的天气是不错的。然后从云写到水,从水写到城,虽仍是远景但逼近了一些。
“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句则是水天相接的地方,一片明净,孤城外,雾气缭绕。这样一写,就由首联的不错天气转进了一些悲凉的气氛。
但作者不仅写这么一点点悲凉。“叶稀水更落”,就是“水起,叶稀更落”,由颔联转向近景,并深入的画出了悲凉,第六句写落日,再变成了远景:夕阳刚刚沉入高远的山。这里,秋天的凉意更有力量的射出。
最后一联“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融入了作者深沉的情感:孤独的鹤,为何归晚?那些昏鸦早已宿满了树林。结合作者当时的境况不难发现,当时的作者已无落足之地,安史叛军攻陷洛阳,本欲前往洛阳的杜甫被迫退回秦、华,有家不能回,一种哀痛便油然而生,所以见到孤鹤(作者自喻)晚归,便认为是昏鸦(安史叛军)占据了树林。
这首诗自上而下无不表现出秋天的悲凉,而作者内心更深层的悲凉正是安史之乱所造成的,这就含蓄而有力的批判了安史之乱对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难。
元稹以其艳诗和悼亡诗而闻名,但他的用情不一和对薛涛的始乱终弃,一直被后人诟病。而且,其妻韦氏去世当年,元稹便在江陵府纳妾,不少人认为他口是心非。此诗是元稹写给薛涛的回信,为表达离别之后的对薛涛思念之情。
诗作所云,单就作品内容而言,几乎全是对薛涛的赞美。“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说薛涛为山川名秀所生,同时又以卓文君类比。“滑腻”、“秀”等赞美之词,作者信手拈来,用词巧妙。接下来的两联则说其巧于言语,极具文才,擅长文词的人都纷纷搁笔,公侯们也都自愧弗如。而末二句“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可以看出还是寄寓了作者很深的缅怀之情的。“菖蒲花发五云高”,这是婉曲表示自己思慕薛涛,而又无由相会的惆怅心情。据说菖蒲花不易开,开则人以为祥。“菖蒲花”在此暗喻薛涛,所谓“菖蒲花发”,句面意思是说自己曾见过这种不易开的花,实际即说自己与薛涛曾有亲密交往。“五云高”即空望美人居处而不可及之。这句写得甚为含蓄。
此诗就思想性而言,无甚可取。不过是极赞薛涛人才、诗才及辞令之美,表示自己无由再会而怅然相恋之情。然全篇一气贯下,浑然成章,亦是才子佳人相赠的得意之笔。
从南朝起,开始欣赏奇石,出现了以孤石为题材的咏物诗。刘宋鲍照、梁代朱超,陈代释惠标,都作有《咏孤石》诗,而写形传神,着墨孤傲雄姿的,要数此诗为冠。这首诗紧扣一个孤字,用多种手法,从多层侧面来突现孤石的孤高、孤坚、孤丽、孤秀的形态特征,蕴含着诗人孤傲于世的情怀、高洁于俗的美德。
“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开篇把孤石放到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来作总体描写;没有一定的空间环境,那孤石的“孤”就表现不出来。这里取远距离的视点,摄下了孤石及其整个背景的总体形象。开阔的平湖,浩浩渺渺,无边无垠。远望那孤石,像具有人的灵性那样从湖中生长起来,径直凌空,四面八方地瞭望整个湖面,没有任何遮拦和阻隔。这就以开阔的平湖作为背景,衬托和铺垫了湖中之石的孤高独拔,突兀凌空。孤石的这一整体形象,与人们的某种精神境界是相通的,它显示着诗人的某种情愫,而诗人又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它的身上,主客观相互交融的结果,就形成了形神兼备的诗歌意象,再不是自然界纯客观的“孤石”了。
“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第三、四句具体描写孤石的底部常有湖水拍打,浪花飞溅,其顶端长着树,树梢伸向空中,长久不断地承受着天风的吹拂。岩根,指岩石的底部;恒,常。镇,通“整”,如镇日,即整天;亦谓长久,褚亮《咏花烛》:“莫言春稍晚,自有镇花开。”孤石的上下左右,不是没有风,没有浪,诗人用一个“恒”字、一个“镇”(整)字,写出风吹浪打,四时不息,但孤石并没有随风摇摆,逐浪奔流,相反,则是“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诗人所看重、所歌咏的崇高品格。
“偃流还渍恒,浸霞更上红。”第五、六句从另一个侧面,具体描写孤石倒映在湖水之中,投射出清晰的恒子,像是自身浸染在水中一般,而它的形体沐浴在霞光之中,更象是被浸上了一层红色。偃流,倒映在湖水之中;渍,浸染;浸,浸泡,沐浴;上,染上;还,更,皆同又,表示连接和递进的副词。这里写孤石在霞光水色中怡然自得,借湖水而成恒,取红霞以着彩,孤石像是取得了人的灵性,获得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不为外界自然所劳形、役使,而能驾驭自然、利用自然,使自然环境为我所驱遣,随我所怡悦。这就以孤石的美丽形象,展示了诗人的主观情操。
诗人没有停留存外部形态的描写,而能更深一层的揭示孤石内在的精神美德。“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孤石可贵的美德就在于,它独立挺拔在群峰之外,不与争奇;独自于秀洁于白云之中,永保高洁。最后两句写形绘神,画龙点睛,透视了全诗咏物抒怀的思想主题。诗人明写孤石高洁的美德,暗写人的与世无争、出俗保真的纯洁情怀。诗人是南朝陈代僧人,虽然生平史书无载,而从他对孤石的激情赞美中,不难窥见这孤石的美德正是这位法师心灵的写照。
这首诗大处落笔,宏观构象,孤石的总体特征鲜明夺目;气势雄浑,诗境深远,读之既有形态美的享受,又有神情美的启迪。这在六朝咏物诗中,而且出于一个来华求法的高丽法师之手,确为难得的佳作。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