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有喧闹的街市，高耸的楼榭，还有数以百计的名园佳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又载当时的京城市民有探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这时，达官贵人们的私家花园也一齐“放人春赏”。这首《贵侯园》就是写春天游赏名园的，但值得寻味的是，这首小诗的主题并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第一句“名园虽自属侯家”，起得很平淡，但含义颇深。“名园”，“属侯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诗人却用“虽自”两字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一转折，引出下文。诗人进一步写道：“任客闲游到日斜。”虽然名园属侯家所有，但游人却可以随意游玩、规赏。“到日斜”三字，把“任客”和“闲游”的含义表达得十分透彻。诗写到这里，等于说各园虽属侯家，但也属于大家。但诗人的用意并不在此。
诗人紧接着又写道：“富贵位高无暇出”，这就告诉读者，贵侯徒有名园，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前来观赏。有趣的是诗人对“无暇出”所作的注脚——“富贵位高”，这就是“无暇出”的原因。最后一句“主人空看折来花”，名园的主人也赏花，不过他所观赏的只是失却了生命力的“折来花”。诗人说，这是“空看”，因为这种花决不能使人领略到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意趣。如此观花只能是可悲的。侯门深似海，贵侯们深居简出，纵使坐拥名园，也难得一至，只能看看折下的花。至此，诗中才显出“虽自”二字的份量：名园并不属于那些占有者贵侯们，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便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
这首诗质朴无华，但含意深刻，对于贪婪的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予以辛辣的讽刺。
991年（太宗淳化二年），王禹偁从开封被贬官到商州，任团练副使。此诗即作于次年春。“一郡官闲唯副使（《清明日独酌》），团练副使在宋代是一个常被用以安置贬调官员的空衔，商州的生活条件在当时也很差。诗人便在那“坏舍床铺月，寒窗砚结澌”（《谪居感事》）的困苦条件下空怀壮志，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在这种状况中，以“拜章期悟主”（《谪居感事》）而无辜被贬的诗人，心情是十分愤懑的。这首七绝就是以触事兴感的形式，通过咏叹风折花枝这样的琐事来曲拆隐微地反映诗人凄苦的生活，并抒发心头的难言之痛。
诗人住所的竹篱下侧生长着桃杏树各一株，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的诗人简陋的住房就靠它装饰点缀着。可是这一日无情的春风不但吹断了几根花枝，连正在树头啭鸣的黄莺也给惊走了。于是诗人责问春风：你为什么容不得我家这点可怜的装饰呢？
春风无知，诗人责问得无理，但正是这无理的责问真切地描摹出了诗人心头的恼恨，由此也反衬出了诗人对那倾斜于篱前的桃杏和啭鸣于花间的黄莺的深厚感情，曲折地反映出了诗入生活的孤寂凄凉。同时，这一责问还另有含意。灼灼桃杏和呖呖莺声本是妆点这明媚春光的，而春风又正是召唤花开鸟啭的春天主宰。这有功无过的桃杏与黄莺不为春风所容，正是隐喻诗人的遭遇。以篇幅短小的绝句，不用一典而能包含十分丰富、深远的意蕴，技巧已臻化境。
《蔡宽夫诗话》记载，诗人作此诗后，其子曾提出诗的后半部分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相似，建议改写。诗人听后高兴地说：“我诗的命意竟能与杜子美暗合吗？”不但没改，还又咏一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苕溪渔隐丛话》引）此处杜甫诗是指《绝句漫兴九首》之二。诗人在遣辞命意上与杜甫诗有点类似，但师其辞而不师其意，包含有新的境界。
此诗首句写景；第二句落实景之所在，又引出诗人并点明其身分，为下文的发问作铺垫；第三句以发问来抒情；第四句补述所感之由。全诗篇幅虽小而布置得宜，曲折有致。
此词完整地描写闺中女子彻夜等待情人到来而终至绝望的情景。
“相见稀，相忆久，眉浅澹烟如柳。垂翠幕，结同心，待郎熏绣衾。”上片六句，首两句用赋法，运用简洁明净的语言，交代青年男女倍受离别之苦的折磨，直叙“相见稀，相忆久”，点明远人离去已久，由此引出闺中女子浅淡如柳的眉黛，显示其娴雅柔静的气质和孤寂凄凉的意绪。“眉浅”一句，写因相思相忆，无由与远人相见而懒画蛾眉，眉薄妆浅，其谁为容，将心情外化，以形写情。尽管如此，她仍然心怀希冀，下面“垂翠幕”三句，女子移步闺房，放下了翠幕，准备就寝，却又用锦带结着同心结，又用薰香薰了绣被。这几个动作，表现了女子的一片痴情，她在“待郎”归来。
“城上月，白如雪，蝉鬓美人愁绝。宫树暗，鹊桥横，玉签初报明。”下片六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情人终究没有出现，女子却是彻夜无眠。女子空对城头上的一轮冷月，内心更感悲楚。“蝉鬓美人愁绝”，简直是痛彻心扉，把一位深夜独坐的怨女形象，非常真切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结末三句描写黎明光景，深受离别折磨的女子又熬过了这一个漫漫长夜。除“蝉鬓美人愁绝”一句为赋法外，“城上月”两句和“宫树暗”两句，都是女子所见，“玉签”一句，写所闻。正是在这“见闻”之中表现了女子的无眠和“愁绝”。作品运用了正面烘托和反面映衬的手法，将清夜的冷月、幽暗的宫树、玉签的报晓，皆透过清冷的景致渲染出凄苦的情感氛围；然而“结同心”、“鹊桥横”等痴情苦语，又很自然地流露出女子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可是她的期待之情越是殷切，失落之苦便更见沉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感受。
唐诗中，固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篇章，然也不乏写上层士大夫宴饮、赠妓之作。这类作品，一般思想性不高，在艺术上却偶尔有可取之处。万楚的《五日观妓》，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篇诗作。
此诗首先写乐伎的美妙动人。“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一落笔便别有风情。在越溪边浣纱的西施，是古来公认的美女。诗人刚刚提到西施，又用“谩道”二字将她撇过一边。这样，既触发起了以美人比美人的联想，又顺势转到了眼前这位美女的身上。但仍不直说而故作迂曲。诗人让西施、碧玉、丽华三个美女一路上迤逦行来，借传统形象比拟所要描写的对象，省却了许多笔墨，却使描写对象轻易地步入了美人的行列之中。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两句采用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夸张而兼拟人的表现方法。上句用了表示动作的“夺将”，下句用了表示情感的“妒杀”，从而分别赋予眉黛、萱草、红裙、榴花以生命，极尽对眉黛、红裙渲染之能事。萱草和石榴都是诗人眼前景物。况端午时节，萱草正绿，榴花正红，又都切合所写时令。随手拈来，为美人写照，既见巧思，又极自然。
写罢形貌之后，又接写歌舞：“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草敛鬓斜。”写出观赏者对乐伎的艳羡，并点出“双草”，更使乐伎形象光彩照人，充分渲染了其勾魂摄魄的力量。
以上四句对乐伎的描绘，从对形貌的静态描绘开始，进而在动态中加以刻画，写她的歌舞。一静一动，由形及神，展示了乐伎的色艺俱佳。
最后诗人深情激动地说：“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知今日死君家。”“死君家”与“彩丝线”密切关合，奇巧而自然，充分见出诗人动情之深。
此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秾艳流丽，光彩照人，是以诗写人的成功之作。特别“眉黛”二句表现手法独特，富有艺术个性，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