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诗中巴女的丈夫大约是乘船东下去经商，所以诗人模仿巴女的口吻，用极简单的几笔，勾勒出与丈夫分别时的情景，道出了女子当时的不忍分别的复杂心情。
诗中前两句写水、写船，“急如箭”“去若飞”两个比喻恰切描摹了巴水湍急以及小船疾去的情形。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实写，又含蓄地写出了送行者洒泪惜别的细微心理活动。在诗中主人公看来，顷刻离别，去若离弦，万千心事还没有来得及说，丈夫所乘坐的小船就消失在江水的尽头了，这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接下两句是对巴女内心活动的直接刻画。巴女送丈夫离去以后，落泪如雨，痴痴立在岸边，她默然地计算着：“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暗寓出身隔异地，夫妻两人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悲伤之情。很多行商在外的旅人，由于交通极不便利，各种物质条件的贫乏，往往客死异乡，或者竟在外地另立家室。在家独守的商妇，大多形同孤寡、无依无靠，她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所以她们与丈夫离别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本诗就在对这种无限惆怅的情调的描写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这首诗从题材到语言与六朝民歌几无区别，形式朴素简洁，语言明快自然、不假雕琢，真切生动地表现了巴女那种真挚淳朴的思想感情。
该词上片触景兴感，重在抒情，在志士悲慨之中，流露出孤寂之感。下片重在说理，既表现他以英雄自许，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又表明他面对现实，在无可奈何中，聊以旷达自遣苦闷。全词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借“地”兴怀，由北邙山这一特定地点，引出吊古伤今之情，抒发了作者对“今古英雄”怀才不遇的感慨。
该词上片以回顾历史起句，拢“今古英雄”于笔端，词人将自己的感情融于历史长河，写出了滔滔不尽、起伏跌宕的痛惜与感伤。“远目送归鸿”的意象，动静结合，相辅相成，动的是归鸿的悠悠远去，静的是词人凝重的望眼；飞去的是天空的鸿雁，搅起的是满腔的幽怨。该词描绘出了一幅凄凉而又充满美感，谐调而又扣人心弦的画面。鸿雁飞，鸿雁归，人将何处回？词人的感情随着这激荡人心的画面盘旋弥漫，感人至深。
下片强压“长恨”浩歌放饮的意象，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式的自我宽解，词人的郁愤欲盖而弥彰，显得蕴藉而深远，更加挥之不去，难以摆脱。词人身处江河日下的时代，又遭“莫须有”的诘难，心中的郁愤自不待言。词作通过描写阔大的意象，以辽阔显苍凉，以浩歌掩感伤，词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想而知。
全词开篇写景，景即眼中所见：北邙山上的坟墓；黄尘路上奔波到老的英雄；春北飞秋南归的大雁以及日日奔腾的东流水，景物选取由近及远，然后由写景转入抒情，此景引起的是作者内心的无限惆怅，因此词人低吟出“人生长恨水长东”的词句。再由抒情转入下片的议论：对人生短暂的无可奈何和对未来的玩世安排，水到渠成汩汩而出。“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是词人纵观自然及人事沧桑，感情经过激烈碰撞后得出的人生结论，不无哲理意义，它涵盖了封建社会大多数读书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体味，起到了一种生活教科书作用。
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