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词的上片概括强虏民夫拉纤的实况，下片抒写丁男病妇忍痛离别的情景，凄怆感人。全词一气贯注，笔力浑厚，开头“战舰排江口”三句，开门见山地点出了战争的紧张气氛，笼罩了全篇，这里所使用的是分镜头写法：一面写千万艘战舰排列在滔滔的江边渡口，另一面写远在天边的统治者正在派遣亲王出征的非凡场面。“真王拜印”是借用《史记》中韩信的典故。统治阶级对拜官授印，率兵出征当然是非常隆重的，但这种征服战争将给人民带来什么后果，词篇由此生发，逐层铺叙。作者没有从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把笔锋紧扣主题，直写强拉船夫，“征发”二句，写朝廷命令各地郡县火速征集十万民夫，一场奴役人民的灾难，犹如急风骤雨洒向苦难的人间，弄得广大乡村鸡犬不宁，这里的“骚然鸡狗”前面还有“闾左”一词，可谓笔力重而用意深。在秦代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此处暗用了陈胜农民起义的故事。词中“叹闾左”三字，既点出了受压迫、被奴役的都是贫苦人民，又暗示出当时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里正”句以下，紧接着写面目狰狞的地方官吏呵叱着逼迫大批劳苦农民拉纤，并把他们当作囚犯那样锁在空谷仓里。作者曾目睹官吏催逼租税的凶狠情景，在那种高压统治的环境下，被捉民夫连摇手也不敢，这不是夸张，而是悲惨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下片“稻花”一句，承上接下而转入另一种境界，点明了时令季节：深秋霜天，田间稻花飘香。从上面强拉民夫的紧张、悲痛的气氛中，突然出现一幅乡村秋熟的自然景象，似乎用了闲笔，其实作者巧妙的笔法在于；意在言外。词人通过稻花霜天的物景透露出这样的意念，恰巧在这繁忙的秋收季节将来临的时刻，统治者不顾农事，强拉民夫这样不仅笔调清新而意脉不断，而且包含了作者对征服战争的愤慨和遭难者的同情。接着“有丁男”二句，既与上片相照应，又展现了丁男病妇在岔路旁草丛间诀别的凄惨情景“此去”三句承上铺叙“土牛”任意鞭打春牛，它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活人的背却经不住皮鞭的抽打。凄惨的声音，如泣如诉，这是对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罪恶的血泪控诉，“好倚后园”四句，写丁男无力反抗，呼救无门的情况下，只能含着眼泪叮嘱病弱的妻子。词以“神佑我，归田亩”作结，使人感到更加真切、沉痛。
这首词的艺术特色是通篇运用直叙其事的白描手法，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一幅封建统治阶级到处掳掠民夫、奴役人民的悲惨生活画面，同时表达了诗人对灾难深重的贫苦农民的同情，因而诗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从这首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风格沉雄的词中，可以窥见陈维崧反映现实的词篇中所放射出独有的艺术光彩。
这首诗先写妻子过生日时的美景来烘托妻子的娇贵、可爱，接着用比喻抒发自己愿与妻子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最后设想妻子喜逢生日而不能与丈夫共同庆贺的心情。全诗以互换思绪的写法，既是写思夫的女子闺怨，又是向妻子表达自己的思念与深情，对不能归家为妻子过生日表示歉意。
“谢家生日好风烟，柳暖花春二月天。”首联以妻子过生日的美景来烘托妻子的娇贵、可爱。“柳暖花春”描写了妻子过生日之时的美好：正是农历二月春暖花开的艳阳天气。阳光明媚，薄雾缭绕，好似人间仙境。从心理上给人以美景有美人之感，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慕。
颔联“金凤对翘双翡翠，蜀琴初上七丝弦。”以谢家女来代指妻子，既写了妻子出身名门，也写出了妻子的聪明才智。还抓住妻子头上的首饰、妻子娴熟的琴艺等有特征的事物进一步写出了妻子的多才多艺。
颈联“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用比喻抒发自己的美好愿望。用鸳鸯交颈和琴瑟谐和来表达自己希望与妻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使诗歌的情感进入高潮。
尾联“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却是一个大的收煞，这是作者对妻子喜逢生日的心情的设想，描写了妻子接到作者的这首诗，知道丈夫不能回来与自己共同庆贺，她痴坐在闺房中，眼泪汪汪，满怀伤感，属于“从对面写来”的方法，在恋诗中别具一格。突出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凄清，并把夫妻二人的感情融为一体。
全诗写婚后与别后之恋，除了表达对妻子生日表示祝贺之外，也表达了诗人对家中妻子的思念之情和不能回家团聚的遗憾之情，意挚情真，写得极为感人。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从“蝉”和“秋”这两个字来看，其时当为初秋，那时蝉噪本已嘶哑，“一蝉噪”，说明音色的凄咽；在风中摇曳的松枝、桂树也露出了萧瑟秋意。诗人在表现这一耳闻目睹的景象时，用意遣词十分精细。“蝉噪”反衬出禅智寺的静，静中见闹，闹中见静。秋雨秋风则烘托出禅智寺的冷寂。
接着，诗人又从视觉角度写静。“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台阶长满青苔，则行人罕至；“满”字写出了台阶上青苔之密，间接地写出了来人稀少，渲染了环境的空寂凄清。寺内白鸟徘徊，不愿离去，则又暗示寺的空寂人稀。青苔、白鸟，似乎是所见之物，信手拈来，呈现孤单冷落之感。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从明暗的变化写静。禅智寺树林茂密，阳光不透，夕阳西下，暮霭顿生。于浓荫暮霭的幽暗中见静。“斜阳下小楼”，从暗中见明来反补一笔，颇得锦上添花之致。透过暮霭深树，看到一抹斜阳的余辉，反映了禅智寺冷而不寒，幽而不暗。然而，这毕竟是“斜阳”，而且是已“下小楼”的斜阳。这种反衬带来的效果却是意外的幽静，格外的冷清，分外的沉寂。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运用了衬托的手法，以乐衬哀，用歌舞喧闹、市井繁华的扬州反衬出禅智寺的静寂，更突出了诗人孤独凄清和有所失落的心境。
至此，诗人通过不同的角度展示出禅智寺的幽静，似乎文章已经做完。然而，忽又别开生面，把热闹的扬州拉出来作陪衬：“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禅智寺在扬州的东北，静坐寺中，秋风传来远处扬州的歌吹之声，诗人感慨系之：身处如此歌舞喧闹、市井繁华的扬州，却只能在静寂的禅智寺中凄凉度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伤感油然而生，不可遏止，写景中暗含着诗人身世感受、凄凉情怀。
这首诗写扬州禅智寺的静，开头用静中一动衬托，结尾用动中一静突出，一开篇，一煞尾，珠联璧合，相映成趣，艺术构思十分巧妙。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