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开门见山，点出本诗基调：无法参禅得道，心中的不平亦不能自抑。一个“只”字仿佛自嘲，实是发泄对这个世界的不平。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不平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自己成仙成佛的道路渺茫，都无法成功，只能在深夜独自作诗，抒发心中的不平。
风中飞蓬飘尽悲歌之气，一片禅心却只换得薄幸之名。宋道潜诗有云：“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如此清妙之音被作者如此化用，倒成了牢骚满腹的出气筒。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平薄幸名。风蓬，蓬草随风飘转，比喻人被命运拨弄，踪迹不定。泥絮，被泥水沾湿的柳絮，比喻不会再轻狂。薄幸，对女子负心。飘泊不定的落魄生活，把诗人诗歌中慷概激昂之气消磨而尽。万念俱寂、对女子已经没有轻狂之念的人，却得到负心汉的名声。
颈联更是狂放愤慨：世上的人十之八九只配让人用白眼去看，好似当年阮籍的做派；“百无一用是书生”更是道出了后平书生的酸涩心事，此句既是自嘲，亦是醒世。
尾联说不要因为诗多说愁，成了谶语，春鸟与秋虫一样要作声。不是只能作春鸟欢愉，秋虫愁苦一样是一种自然。此句传承以上愤慨之气，再次将作者心中的不平推至高潮。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黄景仁短暂的一生，大都是在贫病愁苦中度过的。他所作诗歌，除了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苦的情怀，也常常发出不平的感慨。七言律诗《杂感》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这首词与同词牌的《水调歌头·游龙门》相风，都是写游览河山，抒发情怀之作。此词气势更足，景观更奇。三门津是黄河中十分险要的地段，河面分人门、鬼门、神门，水湍浪急，仅容一船通过。中有砥柱，即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砥柱山。三门峡所在山奇水急，呈现一幅波浪马远静听松风图奔涌，气势磅砣的景象。
上片写黄河的气势，写中流砥柱悠闲。“黄河九天上”后两句，写黄河之长、黄河之险。“黄河九天上”风与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意境相同。而“下鬼瞰重关”则写明黄河之险，人鬼难过。“长风”后五句，以粗线条勾勒出黄河怒浪滔天，浪花四射的逼人气势。又以吕梁悬水千仞和钱塘八月怒潮形象具体地描绘出黄河水浪之高，高过山仞，水浪之急，可比钱塘怒潮。高险，壮观，形神俱备。“万象”后两句，更塑造尽管黄河水大浪急，但仍旧在砥柱山面前变得渺小。“一峰闲”侧面烘托了砥柱山傲风浪，挺天地的伟姿，也暗示出作者不惧艰险，乐观豁达的气质和不凡抱负。写景抒情，浑然一体。
下片更是以古典旧事，表达了词人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斗志。“仰宛巢”三句，反用苏轼《后赤壁赋》“攀栖鹃之危巢”句意，写砥柱山之高峻艰险。“人间”后二句，又用《左传》中“神奸”之典。传说中夏禹将百物之形铸于鼎上，“使民知神、奸”，由此辨神仙和奸佞的模样。这样的险处有何用呢？原来是考验人的地方。“不用”后三句又用二典，一是东晋温峤在朱渚矶下“燃犀”看水下美景。二是写春秋楚国勇士佽飞仗剑入江杀两蛟的故事。以上几个方面，把黄河三门峡的险、恶写得活灵活现。结尾两句“唤取”等，引用李白塑造的骑鲸客的形象，表现词人那不可抑制的豪情壮志。
此词用典较多，也不显含混难懂，典典都扣中主题。从谋篇布局来说，也上下呼应，环环相扣，气势作足。故叶燮《原诗》中称曰：“舒写胸臆，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
一提到“秋”，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马致远那首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殊不知，元曲中有诸多关于“秋”的作品，其中不乏别出机杼的曲子，好比朱庭玉的这首《天净沙·秋》。
此小令开头描绘出一幅萧条的秋景图；然后写作者内心悲秋的伤感和对园林往日美好景色的喜爱；末尾两句写瑟瑟秋风中，辞柯的霜叶主动飞到作者身边，不舍离去。全篇用典构思别出机杼，结尾处用典，所表达的奋起和豪情，使全篇增添了几分魅力和感染力。
作者在开头便描绘出一幅萧条的秋景图。庭院前尽是飘落在地的梧桐叶，水边的荷花也早已凋零。“尽”“彻”二字是起首两句的关键所在，突出秋天树枝萧瑟，水面凋敝的惨淡景色，这与作者脑海中秋天来临前的荷花盛开、绿叶环绕的繁盛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蓉”两句对仗描写，写出作者由眼前秋景而生发出悲秋的情感。他四处寻觅，徘徊不定，目之所及皆为一片衰败的景象，内心不由产生无可奈何的悲痛。
“解与诗人意同”，与前两句的伤感基调不同。这一句提到景色为了迎合作者的情感才自愿衰败。通过前后的对比和拟人的手法，反衬出作者此时内心悲秋的伤感和对园林往日美好景色的喜爱。
前面三句的基调都略为沉重，接下来的四、五句则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末尾两句写瑟瑟秋风中，辞柯的霜叶主动飞到作者身边，不舍离去。这两句与上句的“意同”一样，都是采用拟人的手法，赋予霜叶以生命。在作者看来，流连在他身上的霜叶具有丰富的生命力，“飞来就我题红”化用典故，写出作者在这萧瑟秋景中所体现出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生命意志。一“辞”一“就”，使全曲的基调为之改变，与唐代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为“同调”。
小令结尾处不同于常人悲秋伤感的奋起和豪情，使全篇增添了几分魅力和感染力，同时词句恰到好处的运用，也体现出作者较强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