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会遇张孟谈，安赵有才终一顾。
人生会遇自有时，两股何须欲置锥。
快将好景供诗酒，嗟嗟戚戚非男儿。
知音会遇张孟谈，安赵有才终一顾。
人生会遇自有时，两股何须欲置锥。
快将好景供诗酒，嗟嗟戚戚非男儿。
这是一首伤春怀远之作。
上片主要是写主人公伤春怀人的悲愁和由此引发的纷乱心绪。开篇三句写闺妇触目所见之景，以景起情：晚春的和风轻轻地吹动着帘幕，燕子双双在檐廊的巢上啾啾话语。如此的良辰美景，愈加勾起了对远方恋人的深切怀念，以至主人公借酒浇愁。然而，愁而饮，饮而醉，碎而睡，一觉醒来，只见庭院的柳絮随风舞。“双语燕”在手法上用的是反衬，即以乐景写哀情，以成对燕儿的亲切话语，对照闺妇块然独处的孤独和凄冷。一个“醉”字，展示了主人公忧愁之深。两句合起来，写出了主人公所处的季节（晚春）、时间（午后）、地点（闺房）和眼前的景物（燕、柳），描绘出一幅暮春时节的风物图画，明里写景，暗里抒情，写物亦人。“心事”一句，明点出闺妇的心态。整整一个春天，在孤单、愁寂中度过，心里想的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犹未见”与柳絮的“飞撩乱”相呼应，用的是陪衬，即以哀景写哀情，沸沸扬扬的柳絮在风中飘飞与闺妇思念情人的纷乱心绪是极相吻合的。“余花”句，进一步点染了暮春时节的浓重氛围。长满青苔的庭院，连晚开的花儿都凋落殆尽了。然而，花落人不在，燕语人不归，春老红残，香消色减，青春飞逝，衬托出主人公的悲伤。整个上片，以景语为主，景语与情语互见，物象与心绪交融，反衬与陪衬杂用。特别是最后一句，写得情味隽永，深曲委婉，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
下片通过对景的拓展来达到对情的深化，进一步从视野的被阻隔来表现相思之无极。“过片”三句，写闺妇为相思所折磨，禁不住登楼望远，以从“天际识归舟”中求得一丝半缕精神上的安慰。可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如烟的春雨和布满浓云的灰黯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什么也看不见。“百尺”句，勾勒出闺妇倚楼怅望的痴情形象，朱楼而“百尺”，状楼之高，望之远。“闲倚遍”，言登楼之频繁，盼归之殷切，怀人之情深，惆怅之浓重。“薄雨”句，再次点明季节的特征。“抵死”句，说视线被阻，世事多艰，难如人意。主人公不能“望尽天涯路”，而是“抵死遮人面”，望而不能，盼而难求，足见“天地终无情”，其愁苦之深可想而知。由于主人公盼归不能，音信又断，所以就只能是“消息未知归早晚”，游人什么时候回来，无处得知。末句“斜阳只送平波远”，写得极为疏淡、含蓄，具有丰富的表现层次：一说闺妇登楼倚望从薄雨之日到斜阳之时，景观的变换暗示盼归持久；二说游子取水路而归；三说闺妇等待心爱之人而每每落空，终究失望；四说闺妇盼归的离情愁绪如悠悠江水，“无穷无尽”、“欲断更流”。
本词全篇写得语浅情深，词约意浓，反映了封建社会痴情男女悲欢聚散的人生苦难。全词通过暮春景象的描写，表现了闺妇对游子的殷殷思念之情和盼归不能的惆怅、幽怨的心绪。通篇写得淡雅、含蓄、和婉，体现了晏词的一贯风格。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鬼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