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开端的“月底梄鸦”四个字来看，王国维所写者为眼前实有的一种寻常之景物。可是当王国维一加上“当叶看”三个字的述语以后，却使得这一句原属于“写境”的词句，立即染上了一种近于“造境”的象喻色彩。其所以然者，盖因既说是“当叶看”，便可证明其窗前之树必已经是枯凋无叶的树。而所谓“栖鸦”，则是在凄冷之月色下的“老树错鸦”，其所呈现的本应是一幅萧瑟荒寒的景象。可是王国维却偏偏要把这原属于茺寒的“栖鸦”的景色作为绿意欣然的景色来“当叶看”。只此一句，实在就已经表现了王国维的绝望悲情之中想求得慰藉的一种挣扎和努力。王国维所用“跕跕”原出于《后汉书》之《马援传》，本来是写马援出征交趾之时，当地的气候恶劣。这一典实在用得极好，此“跕跕堕”三字，遂亦隐然有了一种隐喻环境之恶劣的暗示。接着诗人写下了第三句“霜高风定独凭阑”。“霜”而曰“高”，自可使人兴起一种天地皆在严霜笼罩之中的寒意弥天之感到至于“风”而曰“定”，则或者会有人以为不如说“风劲”之更为有力，但以为“定”字所予人的感受与联想实在极好。盖以如用“劲”字，只不过使人感到风力依然强劲，其摧伤仍未停止而已。而“定”字所予人的感受，则是在一切摧伤都已经完成之后的丝毫无挽回之余地的绝望的定命。正如李商隐在其《暮秋独游曲江》一诗中所写的“荷叶枯时秋恨成”之“恨成”。
以上前半阕的三句本是写景象为主，然而王国维却写景之中传达了这么丰富的感受和意蕴，遂使得原属于“写境”的形象同时也产生了“造境”的托喻的效果。
“觅句心肝终复在”一句，这句从表面看来也是写作词之用心良苦，与“为制新词”一句的意思似颇为相近日但却因其用字与句法的安排，而蕴含了给读者更多感发的潜力。首先“觅”字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一种探索追寻的努力则是“心肝”二字又给人一种极强烈的感受。再说其下面的“掩书涕泪苦无端”一句。后句所谓“无端”者便有迹可寻，因而其悲感遂亦有了一种原因为与限度，所以其感人之力遂亦如此。至于“苦”字加强了“无端”之感，是欲求其端而苦不能得之意，如此遂使其涕泪之感。最后一句引用柳永名句，强加于上，略显俗套，但意思更进一层。
诗人王维在亭子里等待、迎接贵宾，轻舸在湖上悠然驶来。宾主围坐临湖亭开怀畅饮，窗外就是一片盛开的莲花。诗歌将美景、鲜花、醇酒和闲情巧妙地融于一体，在自然中寄深意，与质朴中见情趣，娟秀飘逸的意境，令人陶醉。
此诗颇同《山居秋瞑》“竹喧”“莲动”之意。然“竹喧”“莲动”是从他人着笔，而此诗则是自我抒怀。与“上客”挚友相约湖上一游，良辰、美景、高朋，人生之快哉莫过如此。诗中最为精彩处乃最后一句，此本为唐诗小绝句之惯例，喜以收束处点缀二三意象，以达言尽无穷之效。技法众人皆，唯如何遣词造句则有凡圣之异。“四面”显景色之开阔以见心境之敞亮。芙蓉之嫣然，映衬游客之欢颜。诗人轻松欢快之情韵传播于辞章，使小诗亦随之简明单纯，无甚深意揣摩，只以清新自然得一时之欢然欣悦。
此类风调甚似孟襄阳之作，世以“王孟”并称，即多着意于此。襄阳思虑单纯，酣然以乐，无幽思而多甜美。心田得此滋润，无须深意仍能回味萦怀。稍有不同处，襄阳乐之欢畅，故而兴高而采烈。摩诘思虑深沉，难得有此闲淡。因此心性，而淡然以欢并无神采飞扬之色。襄阳亦是“开轩面场圃”，但末尾仍不忘叮咛“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见其兴致之高昂。而摩诘只一“四面芙蓉开”，点到为止，幽喜意俱在无言之中。
全文以作者青年时代朝夕所居的书斋项脊轩为经，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为纬，真切再现了祖母、母亲、妻子的音容笑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念存，叙事娓娓而谈，用笔清淡简洁，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全文语言自然本色，不事雕饰，不用奇字险句，力求朴而有致，淡而有味，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
文章所记的一切，都紧扣项脊轩来写，而以“悲”“喜”作为贯串全文的意脉。第一段写项脊轩经过修葺和美化环境之后的幽雅可爱和自己在轩中“偃仰啸歌”、自得其乐的情景，是从“喜”字立意，也反衬下文所叙项脊轩环境遭到破坏之可悲，引出对往事的无限追怀。第二段分两层：第一层叙父辈分家，完整的庭院被分隔得杂乱不堪，项脊轩不再是一个读书的幽雅所在。第二层以抚育两代人的老妪作为联结，围绕项脊轩回忆母亲与祖母遗事，抒发自己怀念亲人的凄侧之情。这段从“悲”字立意。第三段写“轩凡四遭火”的变故，虽“得不焚”，亦足见项脊轩命运之乖蹇。这是“悲”的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补记的一段，写项脊轩后来又发生的变化，重点追叙与亡妻共同生活的情趣，抒发沉痛的悼亡之情，进一步增添了悲凉的气氛。由于文章自始至终贯串着悲、喜的感情变化，又有项脊轩作为全文的轴心，所以一些看似散漫无章的生活琐事就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善于抓住具有特征的语言、行动和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态各别。对母亲，写她听到女儿呱呱而泣时以指叩扉的动作和“儿寒乎?欲食乎?”的问话，突现了慈母对儿女衣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祖母，写她的“吾儿，久不见若影„„”的爱怜的言辞和离去时的喃喃自语和“以手阖扉”的动作等，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和期待。对妻子，写她的“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简洁地表现了少年夫妇相依相爱的情状；写她归宁回来时转述小妹们的充满稚气的问话，不但传神地表现了小妹们的娇憨之态，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夫妻依依情话的场面。总之，作者对于各个人物，都能分别抓住他们的特征，用寥寥几笔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真挚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并从中表达出自己对亲人一往情深的怀念。
结构分析
《项脊轩志》原文可分为两大部分，自“余既为此志”以前为《项脊轩志》。若干年后，又加了一段后记，就是“余既为此志”起的一些话。所以全篇可分为四段。
从“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这段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可”，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项脊轩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使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一小段在全文最具文采，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地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做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竞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渎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所以作者“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馀味无穷，饶有新意。
艺术技巧
《项脊轩志》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功力和写作技巧，分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细节“撩”情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感受最深的细节和场面，表现人物的风貌，寄托内心的感情。如写修葺后的南阁子，图书满架，小鸟时来，明月半墙，桂影斑驳，把作者的偃仰啸歌、怡然自得的情绪充分表现了出来。环境固然清幽、谧静，充满诗意，然而作者更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只是通过一两件和她们有关联的事来叙述。笔墨不多，事情不大，只留下人物的一些身影，但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如写母亲听到大姐“呱呱而泣”时，用手指轻轻叩打南阁子的门扉说：“儿寒乎？欲食乎？”极普通的动作描写，极平常的生活话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真切。“语未毕，余泣，妪亦泣”，悲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生发的。再如写祖母的一段文字，简洁细腻，绘声传神，“大类女郎”，“儿之成，则可待乎”一两句话；“比去，以手阖门”，“顷之，持一象笏至”一两个动作，把老年人对孙子的牵挂、赞许、鞭策的复杂感情，描绘的惟妙惟肖。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寥寥数笔，绘出了夫妻之间的一片深情。末尾，作者把极深的悲痛寄寓一棵枇杷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无思想感情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与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移情于物；在“亭亭如盖”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今已”这个时间词，表明时光在推移，静物也显示着动态。树长人亡，物是人非，光阴易逝，情意难忘。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添了对人的思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对往事的伤怀。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在生长，不说人在思念，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不言情而情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质朴“增”情
文章动情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质朴，不加藻饰。作者不大张声势，不故作惊人之笔，甚至也不采用色彩强烈的词藻来作恣意的渲染，而只是运用明净、流畅的语言，平平常常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回忆。但通俗自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浅显明白的文字却能使景物如画，人物毕肖。如写老妪叙述母亲之事，寥寥数语，老妪的神情、母亲的慈爱无不尽现纸上。祖母爱怜的言辞、离去时的喃喃自语、以手阖扉以及持象笏的动作等，也都是通过通俗平淡的语言变现出来的，但平淡的文字，道出了人间的亲情。此外，妻婚后来轩的往事，从娘家回来后转述的诸小妹语，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等细节，无一不是平时如话中露真情。
三、叠字“助”情
文章的叠词也是增加形象性和音乐美，如用“寂寂”来烘托环境之清静，用“往往”来渲染门墙之杂乱，用“呱呱”来描摹小儿的哭声，用“默默”来状写作者攻读之刻苦。又如写月下之树随风摇曳，用“姗姗”；写枇杷树高高耸立，用“亭亭”。用叠词，摹声更为真切，状物更为细致，写景更为生动。而且读起来，音节和谐，更富美感。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