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的是杭州的游赏之乐，但并非写全杭州或全西湖，而是写宋时杭州名胜十三楼。然而，此词虽以写十三楼为中心，却也没有将这一名胜的风物作细致的刻画，而是运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与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同时，对比手法的运用也为此词增色不少，词中十三楼的美色就是通过与竹西亭的对比而突现出来的，省去了很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移情手法的运用也不可小看。作者利用眉峰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自然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是说作者与同伴面对旖旎的湖光山色，尽情听歌，开怀痛饮。歌女眉头黛色浓聚，就象远处苍翠的山峦；醉后眼波流动，就象湖中的滟滟水波。接着补叙一笔：“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一动人场面就出现在十三楼上。为了写出十三楼的观览之胜，作者将古扬州的竹西亭拿来比衬：“不羡竹西歌人古扬州。”这里说只要一上十三楼，就不会再羡慕古代扬州的竹西亭了，意即十三楼并不比竹西亭逊色。据《舆地纪胜》记载：“扬州竹西亭在北门外五里”，得名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的“谁知竹西路，歌人是扬州”。竹西亭为唐时名胜，向为游人羡慕。
过片以后，极写自己和同伴于此间的游赏之乐。“菰黍连昌歜”，“菰黍”即粽子。“昌歜”为宋代一种食品。句意为他们宴会上食用的食品，材料普通而精致味美。“琼彝倒玉舟”，“彝”为贮酒器皿，“玉舟”即酒杯，句意为漂亮的酒壶，不断地往杯中倒酒。综上二句，意在表明他们游赏的目的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作烹龙炮凤的盛宴，而是贪恋湖山之美，追求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最后则以描写清歌曼唱满湖山作结：“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水调，相传为隋炀帝于汴渠开掘成功后所自制，唐时为大曲，凡大曲有歌头，水调歌头即裁截其歌头，另倚新声。此二句化用杜牧《扬州》“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但更富声情。意思是不知谁家唱起了水调一曲，歌喉宛转，音调悠扬，情满湖山，最后飘绕着近处的碧山而去，而傍晚的云彩却不肯流动，仿佛是被歌声所吸引而留步。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这首词上片王国维用罗袜生尘和金屋藏娇来比喻水仙的姿态，突出了水仙的高洁，不媚世俗。下片王国维写了水仙的处世态度，平静的接受世态的变化，对待世事的变迁。王国维在这首词采取了拟人化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是以水仙自比，道出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罗袜悄无尘”，来自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在这里，王国维则是把水仙比作洛神。因为水仙植于水中，它的幽洁、素雅和清香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清秀脱俗的感觉，与洛神那种飘逸恍惚的仙气有某种相似之处。另外，“罗袜无尘”也暗示了水的澄清净洁。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孤高的水仙却是连栖身之地都不能容忍有一丝污垢的。
“金屋浑难贮”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汉武帝表现了与生俱来的豪侈与霸气。水仙连一点儿尘土都不能容忍，怎么可能受人挟制去忍受那满屋的铜臭。
而且不止如此，“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纵然压根就没敢用尘世的金钱和世俗观念亵渎她，纵然你只远远地看上她一眼，她的高洁美丽也往往使你自惭形秽，生怕自己有一点点俗气的流露而使她生厌离去。
这首词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水仙外观与气质的描写，下片写水仙内心的情思。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是说水仙通达自然代谢之理，既珍惜自己生命的美好，又不因这美好的生命终将逝去而自怜自艾。开的时候孤芳自赏，不求人知；去的时候乐天知命，无悲无怨。“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梅花凋谢的时候是万点飘零，狼藉满地，令人生怜。
在这首词里王国维把水仙写到高洁得不可接近的地步，其中可能也就包含着入世和出世不可两全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实在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千百年来所有执著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