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国色牡丹的姿色，形象生动地描写了牡丹花的美，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欢欣之情。该诗清新灵动，诗情中富含画意，为咏花之佳作。
唐诗中以“国色”言花，前未听闻，而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咏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皆以“国色”称之，而此牡丹诗应为唐以“国色”咏花之先，而成牡丹“国色天香”之名。
前两句分别从视觉嗅觉两种感官写牡丹之美，开篇写牡丹之色。国色朝酣酒，何谓国色，作者不言红，更没有繁复的说何种红，只言醉酒二字，精炼准确的写出牡丹之色，让人直观的感觉到牡丹色泽之美。
而染衣之说则是以文字，用侧面描写衣香道出花香的浓郁。用委婉的表达却更能准确的传达出香的意义，所谓诗味皆指此中意味。“酗酒”、“染衣”这样的遣词，亦使得诗文有种浓烈之色。
丹景春醉容，诗人再一次写到了“醉色”，春日与牡丹相映而红，甚至整个春天都被这颜色染醉了，再次赋予诗作强烈的色彩感，诗中有画意。
最末写晚景，不言天色已晚不舍归去，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月亮问什么时候回家，其中天色晚和沉醉的意义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牡丹之美。
这首诗含蓄、典雅，对仗工整，尤其是“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成就了牡丹“国色天香”之名，从此“国色天香”就成了人们对牡丹的代称。国色，是说牡丹的品位最典雅庄重，而非单指其花色；天香，是说牡丹的韵味最自然高贵，而非单指其香气。诗人用“国色”将牡丹之美推崇到至高境界，而用“天香”二字赋予牡丹宗教般的圣洁气质。
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这首诗描写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久居城里的官员，得空到乡间去放风游览，吃的是农家菜，住的是农家院，于是由衷地羡慕起田园生活来。
前四句写“赵叟”的生活环境，以及其高洁的品行与美好的生活情趣；中间四名描写赵叟日常生活，极富田园情趣；最后写此次宴饮的场面，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全诗写得自然流畅，诗人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都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主人生活情趣的赞美。
首句“虽与人境接”，说明这位赵姓老人的家离城市并不远，可能就在郊区。虽然住的地方不是很偏远，但是“闭门成隐居”，过的就是闲静的田园生活。这两句诗颇有点“心远地自偏”的味道。接下来的二句，诗人对赵叟进行了赞美，谓赵叟能谈玄，有儒行。诗人先把主人比成庄子，又拿孔子来比喻，皆是称赞主人既有高洁的品行，又有美好的生活情趣。
“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写赵叟每日所见，深巷里的夕阳斜照之情景，营造出了静美的氛围。“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写的是赵叟日常所为，侍弄田地，整理书籍，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悠闲而舒适，极富田园情趣。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最后四句回到宴饮来，写此次宴饮的场面。“上客摇芳翰”，写“上客”的活动，体现了钦佩之情；“中厨馈野蔬”写主人的在准备饮食。最后两句则是一个长镜头，先是主人与朋友们在客厅里痛饮，然后镜头拉远，柴门出现了，柴门外的景色出现了，人物活动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