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上片写纳兰对友人的生活情趣和风度的赞美。
“林下闺房世罕俦”，这两句谓友人夫妻二人一同隐居山林，知足保和，风流自适。后一句“今来忍见，鹤孤华表，人远罗浮”则大量用典，先是有“忍见”，再有“鹤孤华表”，取鹤生性孤高的特点，词今意为远隔世事，居住在这装饰华美清丽的房子里，用“罗浮”，意指往日荣华。所以，纳兰如今亲眼目睹友人隐居仙境，风景撩人，看见友人住在这华美的房子里，远离尘世的浮躁虚名，安宁闲适，着实是艳羡不已。友人的生活情趣和风度，叫纳兰敬佩又羡慕，赞美之词发自肺腑，仿佛远罗浮的田园风光，他也能沾点光来。
下片表达纳兰对友人隐居生活的向往。
“今年定不禁哀乐，其奈忆曾游”，到今年的时候，纳兰肯定会因为自己曾经来到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而禁不住悲伤起来。同时，纳兰又会感到十分幸福和快乐，因为在这里有过美好的回忆。“浣花微雨，采菱斜日”，“浣花”“微雨”“采菱”“斜日”，都是生动的自然景致，一派田园安详的美好乐土之态。最后，词人发出感叹：“欲去还留。”这耕种之福，直叫人嫉妒不已，怎么也看不够。
全文多处用典，却明白如话。既有赞美友人的豁达之心，又能坦言自身对隐居无限向往，可谓一词双关。字里行间，纳兰表露了对退隐凡尘。隐居林下生活的向往，也无意倾吐了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该诗中诗人置身于贞女峡后，身不由己地被迁入到另一个境界，眼前呈现令人目呆、惊心动魄的宏阔场景。该诗有别于他诗，似乎没写到诗人自己，但人们已深深地触感到，诗人的魂魄早已被身临的险象吓飞了。
该诗的起句“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构思奇特、想象怪异。这里，龙已威风扫地，变成逃跑的对象了，以此衬托峡之险、江流之湍。
紧接着，“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千里翻云涛”一股磅礴之气在岭南的险山恶水中跳跃激荡，这是自然环境的气势，也是诗人胸中跳荡的激情。此两句诗为本来就凶险可怕的激流又涂上了重重的一笔，可谓火上浇油，凶中加险了。
该诗的末句“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则进一步突出了贞女峡峡窄流急之险。诗妙就妙在，诗人早已完全把自己彻底融化在惊涛骇浪之中了。诗人把那些可怕的，令人心惊肉跳的东西都被艺术的强力纳入了诗的境界。
该诗写贞女峡峡窄流急，鱼龙因恐惧而逃匿，水神的住所亦被震撼的自然之景，从意象的择取、境界的构成到立意的注重点，都体现出反常态的怪异性和独创性。这也与诗人当时被贬阳山、政治上失意，贬地的自然环境和诗人身处的社会环境都给他触目惊心的感觉相吻合。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诗前两句描写赶路情形，反映了山间的优美景致和诗人的潇洒神态；后两句表现了诗人的心理活动，渲染出到达“山家”时的欢乐气氛。这首小诗纯用白描，灵动有致，清新隽永。
“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是写途中所见。骑马过溪，踏乱了映在水中的霞影，点明了溪水的明澈，霞影的明丽。迎风向前，落花堕于衣袖之上，可见春花满山。“落花”亦点明季节。“醉袖”中之“醉”，有为春光所陶醉之意。马匹、溪水、明霞、落花，构成一幅美妙的“暮春山行图”。诗人来此并非为赏风景，而是访问山家。然而笔触所至，风景自现。
“怪见溪童出门望，鹊声先我到山家。”诗人来到山居人家门口，见儿童早已出门探望，甚使诗人惊奇。“怪”字为末句伏笔。原来是因为“鹊声先我到山家”。这两句先“果”后“因”，巧作安排，末句点明溪童出望的原因，则见“怪”不怪了。重点突出了末句的鹊声。“喜鹊叫，客人到”。故而山家的儿童闻鹊声而早已出门迎接了。山鹊报喜，幼童迎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