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属于喜剧的范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也就是对“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那些“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事物，“有意的偏要提出”，给以嘲讽和鞭挞。讽刺的本领在于巧妙地运用“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抓住讽刺对象的本质特征，诉之于可笑的形象，通过貌似出乎常情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描述，表现出隐而未显的客观事物的真相，从而收到引人发笑、发人深思的喜剧效果。
此诗反映的是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封建官府对农民敲骨吸髓的赋税剥削。全诗笔锋犀利，想象丰富，运用高度的夸张，尖锐的讽刺，近乎开玩笑的幽默语言来揭示现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
“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渤澥：即渤海。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在偏僻的渤海湾，随着经年的潮涨潮落，逐渐淤垒起了一处小小的沙洲。海鸥终日在海面上盘旋飞翔，可是最先发现这块沙洲的却是官府。
诗的开头一句描绘渤海岸边新形成了一片沙荒地的图景。这短短的七个字，反映的是一个长期、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大自然变化过程。这里的慢，与下句的快；这里的难以察觉，与下句的纤毫必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诗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海鸥一直在大海上飞翔盘旋，对海边的情况是最熟悉的；这片新沙的最早发现者照理说必定是海鸥，然而海鸥的眼睛却敌不过贪婪的注视着一切剥削机会的官家，他们竟抢在海鸥前面盯住了这片新沙。这当然是极度的夸张。这夸张既匪夷所思，却又那样合乎情理。它的幽默之处还在于：当官府第一个发现新沙，并打算榨取赋税时，这片新沙还是人迹未到的不毛之地——盐碱地。连剥削对象都还不存在，就打起榨取赋税的如意算盘，这仿佛很可笑，但对官家本质的揭露，又何等深刻！这首诗的第二句，夸张却已经到达极度，如果下面仍采取此法揭露官家的剥削本性，是很不容易的。诗人没有回避艺术上的困难，而是把夸张与假设推想之词结合起来，翻空出奇，更上一层。
诗的三、四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则把夸张与假想揉为一体，从虚拟的画面中进一层镂刻官府“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本性。蓬莱仙山本为神仙所居的极乐去处，其间既无尘世之争，更无苛捐杂税之扰。但官府并非不想到仙境中以掠取其间的奇珍异宝，而只是由于蓬莱“烟涛微茫信难求”、无路可通罢了。这里，假设的画面是可笑的，似乎纯属荒唐悠谬之谈，但在这荒唐悠谬的外壳中却包含着严峻的历史真实──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逃避赋税的净土乐园，从本质上揭示了官府心灵最深处的秘密，从中也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的美好心灵。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读辛弃疾这位大词人的山水词，就会发现他多么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有时似乎已经进入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他笔下的山水似乎和人一样，有思想，有个性，有灵气，流连其间，言感身受，别有新的天地。这首《沁园春》便有这种特色。
头三句写灵山群峰，是远景。再写近景：“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东横截，缺月初弓。”这里有飞瀑直泻而下，倒溅起晶莹的水珠，如万斛明珠弹跳反射。还有一弯新月般的小东，横跨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流上。词人犹如一位高明的画师，在莽莽苍苍丛山叠嶂的壮阔画面上，重抹了几笔韶秀温馨的情韵。
连绵不断的茂密森林，是这里的又一景色。辛弃疾在一首《归朝欢》词序中说：“灵山齐庵菖蒲港，皆长松茂林。”所以词人接着写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辛弃疾面对这无边无垠的高大、葱郁的松树林，不由浮想联翩：这些长得高峻的松树，多么像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士。想自己“壮岁旌旗拥万夫”，何等英雄，而今人老了，该当过闲散的生活，可是老天爷不放他闲着，又要他来统率这支十万长松大军呢！诙谐的笑语抑或是乐？抑或是苦？抑或是自我解嘲？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内心深处确实隐隐有一份报国无门的孤愤在。
在这种地方，词人轻轻点到即止，顺势落到自己山中结庐的事上来。齐庵，是辛弃疾在灵山修建的一所茅庐。他说，这房子选的地点还是不错的，“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每当皓月当空，可以看到状如龙蛇般盘屈的松影，又可以听到声如风雨的万壑松涛，别有一番情趣啊！
上片写灵山总体环境之美，下片则是词人抒写自己处于大自然中的感受了。辛弃疾处于这占尽风光的齐庵中，举目四望，无边的青山千姿百态。拂晓，在清新的空气中迎接曙光，东方的几座山峰，像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从晓雾中探出头来，争相同他见面，向他问好。红日升起了，山色清明，更是气象万千。看那边一座山峰拔地而起，峻拔而潇洒，充满灵秀之气。它那美少年的翩翩风度，不就像芝兰玉树般的东晋谢家子弟吗？再看那座巍峨壮观的大山，苍松掩映，奇石峥嵘，它那高贵亮丽的仪态，不就像司马相如赴临邛时那种车骑相随、华贵雍容的气派么！词人惊叹：大自然的美是掬之不尽的，置身于这千峰竞秀的大地，仿佛觉得此中给人的是雄浑、深厚、高雅、刚健等诸种美的感受，好像在读一篇篇太史公的好文章，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享受。此中乐，乐无穷啊！在作者心目中，灵山结庐，美妙无穷，于是他关切地打听修筑偃湖的计划，并油然而生一种在此长居的感觉。
这首词通篇都是描写灵山的雄伟景色，在写景上颇有值得注意之处，它不同于一般描写山水之作，它极少实写山水的具体形态，而是用虚笔传神写意。如写山似奔马，松似战士，写得龙腾虎跃，生气勃勃，实是词人永不衰息的斗争性格的写照，即他词所说青山与我“情与貌，略相似”也。显然，作者写此词，力图透过山峰的外形写出其内在的精神；力图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内在的美写出来。要传山水之神，光用一般写实的方法不行，于是辛弃疾借助于用典，出人意料地以古代人物倜傥儒雅的风采来比拟山峰健拔秀润的意态，又用太史公文章雄深雅健的风格，来刻画灵山深邃宏伟的气度。表面上看来，这两两相比的东西，似乎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而它们在精神上却有某些相似之点，可以使人生发联想。这种独特的比喻，真可说是出神入化了！当然，为山水传神写照，是纯粹写观赏风景之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实际上与作者的胸襟、与作者的思想境界是密切相关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境界，正像辛弃疾自己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词作者这种传山水之神的写意笔法，在山水文学上开创了一代先河，值得后人仿效。
词通常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本词上片写景由远至近，由大至小，景已写足。不想转入下片不仅仍写景，而且仍写山，但一反上片的写山之“形”而转写山之“神”，连用三个立意新颖、构思别致的比喻：“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可见稼轩的磊落胸怀，用典取事驱遣自然，语既超旷，意又平和，新奇健雅，韵味无穷。最后，以景结情：“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漾漾?”似问非问，姿态、情韵已完全具备了。
此词写一位风韵秀彻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其再会的情景。上阕主要描写女主人公的美丽的妆饰和容貌，下阕则深入剖析女主人公的行为及心理活动。词中采用了比拟、衬托、细节描写、侧面描写等方法，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
李清照的词作大概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和后期，即北宋之末与南宋之初两个阶段。前者以闺怨相思为主，后者则多表现出消极绝望的情绪来。但这首词与这两种风格都显然不同，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尚处在少女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落到笔端，也丰富地体现了女性细腻的心思。
“绣面芙蓉”与下面的“斜飞宝鸭”对举，应也指装饰物。当时的妇女多有向脸上贴绣画的习惯，其内容以花鸟为多，此处即是说面上绘有芙蓉。芙蓉一笑而开，变静为动，看似颇为无理，实则更显有情。本来芙蓉帖饰是静止的，但因为少女一笑，红颜晕开，落到人眼里仿佛连芙蓉花也迎风而绽，倍添精神。这种打破因果界限、蓄意悖理的手法，在王唯诗里最有体现，如“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等。发展到李清照手里，添上一层女性的柔美，就更多了一种似真实幻、难以言说的美妙意境。再则，“秀面”“芙蓉”“笑”“开”两两相对，又暗含比喻意味，借芙蓉之开极有力地衬托出了少女之笑。此外“开”之一字，既指芙蓉花开，少女颜开，又可暗指少女的情窦初开，为全词统帅。
“斜飞宝鸭衬香腮”，承接上句，继续写少女的美貌。她又贴花饰，又戴宝鸭，正是一个着意打扮的初恋少女。“眼波才动被人猜。”少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想什么呢？显然是心上人。她偷偷喜欢上了一个人，可能有时想起，越想越高兴，表情不对，被人注意到了。于是她心里打起鼓来：“不会被别人发现了吧？他会怎么想？天啦，多羞人呀！”这种手法也见于唐诗，皇甫松《采莲子》中就有“遥被人知半日羞”。其实，别人也许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异常，更不可能知道她心中所想，不过在她看来，这却很可能，特别是很难为情，这种狐疑更给少女添了一分天真羞怯，也更显生动。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把上下两阙的因果衔接和少女此时的心理展示了出来。前半句自然是承接上文，其中“一面”二字虽作定语，但关联词的意味还保留着，给人以一种“虽然一面……，但是半笺……”的感觉，这不得不说又是女性思维之巧。后半句什么意思呢？笺即是书信，显然是久不见面，才以书信传达爱意，娇恨自然也就是青春少女的一种小情愫，小埋怨（大家懂得……）。连起来是说，虽然我这么喜欢你，但你总也不来看我，只好以书寄怀。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月移花影约重来”这一句是说明月上移，花影摇动，到那时我们来幽会吧！花前月下，正是少男少女相会的宝地，女主人公此语表现了其对未来的期待。
综合全词来看，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难免波动，其性格也颇富变化。她倩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苦苦思恋；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初动时复杂的心理。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寓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上片，写词人再次来杭复又离去，在饯行席上产生的依依难舍的心情。第一、二句交代行踪，表白恋情。“旧路”表明东坡重来杭州，“刘郎”词人自指，引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表明人世沧桑，时事速变。不说词人再来杭州，已是踪迹渺然，而只说刘郎来又去成为“应恨”。“来又去”，包涵着词人黄州生活之后的仙道缥缈的生活色彩。“别酒频倾，忍听阳关第四声”，写饯行席上的盛情，酒一杯一杯地倾倒，忍听着别后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之音。字里行间，饱含着词人对杭州的眷恋，对西边的京城朝廷生活的厌倦之情。
下片，承上一转，进一层渲染“怀恋”杭州“仙乡”般的生活能否重新获得。“刘郎未老，怀恋仙乡重得到”，写词人第二次来杭州，“仙乡”重现，发现自己青春“未老”的喜悦心情。“重得到”的是词人特别值得“怀恋”的“仙乡”道佛生活。在他经历黄州的大劫之后，再次来到杭州，实是万幸万幸。最后两句。写词人仍心有余悸：怕只怕朝廷“因循”旧路，诬陷忠良，我东坡这次别离杭州，不知能不能“前度刘郎今又来”，能不能再度见到“劝酒人”。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真的应验了。东坡自此以后再没有到过杭州了：“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全词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词人第二次离开杭州前的矛盾心情，意欲复朝而又“怀恋”杭州。尤其引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恰到好处，让整个词篇充满了仙道色彩，从中可以窥见词人惊魂未定的矛盾心绪仍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