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此诗通过描写作者经过洛水河堤时的见闻观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显扬得意之情。全诗精于筹划，巧于抉择，各种自然景观巧妙组合，气度从容，艺术上极见功力。
这首诗是写他在东都洛阳皇城外等候入宫朝见时的情怀。唐初，百官上早朝没有待漏院可供休息，必须在破晓前赶到皇城外等候。东都洛阳的皇城，傍洛水，城门外是天津桥。唐代宫禁森严，天津桥入夜锁闭，断绝交通，到天明才开锁放行。因此上早朝的百官都在桥下洛堤上隔水等候放行入宫，宰相也须如此。不过宰相毕竟是百官之首，虽然一例等候洛堤，但气派自非他官可比。
诗的前二句写驱马沿洛堤来到皇城外等候。“广川”指洛水，“长洲”指洛堤。洛堤是官道，路面铺沙，以便车马通行，故喻称“长洲”。首句不仅以洛水即景起头，写洛水含情不语地流淌着；更是化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男女喻君臣，透露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传达承恩得意的神气。因而接着写驱马洛堤，以一个“历”字，表现出一种心意悠然、镇定自若的风度。
后二句是即景抒怀。这是秋天的一个清晨，曙光微明，月挂西山，宿鸟出林，寒蝉嘶鸣，野外晨风吹来，秋意更盛。第三句写凌晨，化用了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意是借夜景以忧虑天下士人不安，要礼贤下士以揽人心。
这里取其意而谓曙光已见，鹊飞报喜，表现出天下太平景象，又流露着自己执政治世的气魄。末句写秋意，用了陈朝张正见《赋得寒树晚蝉疏》：“寒蝉噪杨柳，朔吹犯梧桐。……还因摇落处，寂寞尽秋风。”原意讽喻寒士失意不平，这里借以暗示在野失意者的不平之鸣，为这太平盛世带来噪音，而令这位宰相略有不安，稍露不悦。
这首诗字里行间充溢着显扬之气，流露出作者春风得意，倨傲、自荣的情态，真实地为这类得势当权的宫廷文人留下一幅生动写照。从艺术上看，这寥寥二十字，不只是“音韵清亮”，谐律上口，而且巧于构思，善于用事，精心修辞，使得意洋洋的神情毕现。
这是代宫人所作的怨词。首句写夜来不寐，梦想君王临幸；二句写忽闻前殿歌声，君王来幸无望；三句写红颜犹在，君恩已断之苦；四句写再幻想君王可能来幸，于是斜倚熏笼，坐待至天明，终成泡影。全诗语言明快自然，感情真挚而多层次，细腻地刻划了失宠宫女千回百转的心理状态。
诗的主人公是一位不幸的宫女。她一心盼望君王的临幸而终未盼得，时已深夜，只好上床，已是一层怨怅。宠幸不可得，退而求之好梦；辗转反侧，竟连梦也难成，见出两层怨怅。梦既不成，索性揽衣推枕，挣扎坐起。正当她愁苦难忍，泪湿罗巾之时，前殿又传来阵阵笙歌，原来君王正在那边寻欢作乐，这就有了三层怨怅。倘使人老珠黄，犹可解说；偏偏她盛鬓堆鸦，红颜未老，生出四层怨怅。要是君王一直没有发现她，那也罢了；事实是她曾受过君王的恩宠，而现在这种恩宠却无端断绝，见出五层怨怅。夜已深沉，濒于绝望，但一转念，犹翼君王在听歌赏舞之后，会记起她来。于是，斜倚熏笼，浓熏翠袖，以待召幸。不料，一直坐到天明，幻想终归破灭，见出六层怨怅。
一种情思，六层写来，尽缠绵往复之能事。而全诗却一气浑成，如笋破土，苞节虽在而不露；如茧抽丝，幽怨似缕而不绝。短短四句，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失宠宫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夜来不寐，等候君王临幸，写其希望；听到前殿歌声，君王正在寻欢作乐，写其失望；君恩已断，仍斜倚熏笼坐等，写其苦望；天色大明，君王未来，写其绝望。泪湿罗巾，写宫女的现实；求宠于梦境，写其幻想；恩断而仍坐等，写其痴想；坐到天明仍不见君王，再写其可悲的现实。
全诗由希望转到失望，由失望转到苦望，由苦望转到最后绝望；由现实进入幻想，由幻想进入痴想，由痴想再跌入现实，千回百转，倾注了诗人对不幸者的深挚同情。
范雎初见秦王，既不像初出茅庐时的苏秦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已为秦相时的张仪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谨言慎行，唯唯再三，欲言又止。这是为什么？
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段说辞，淋漓酣畅，委婉周密，恳切动听。终于瞅准时机，于云山雾罩之中微露真意：“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这段话说白了就是：你的处境危如累卵，有了我你才会安然无恙。表面上是强调秦王与秦国的危险，实际上是为自己能得到重用作铺垫。这就是谨慎精明、老练的范雎，一个不同于一般纵横家的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