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题君山》是唐代诗人雍陶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全诗以逼真地描绘君山倒影入手，笔势凝致，重彩描绘出君山涵映水中的深翠倒影。继之诗情转向虚幻，将神话传说附会于君山的倒妙之中，以意取胜，写得活泼，善于想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在不借助浓词艳句而竭力形象雕饰的原则下，把事物摹写得维妙维肖，准确表现辜物的形态，蕴藉深刻，达到形神俱备的艺术境界。

　　诗中写君山，没有用色彩浓丽的词藻作刻画、形容，而只是信手走笔，以极其朴素简练的笔墨操物构景，勾勒出开阔的画面。开首用“烟波”一词别开生面地写君山的倒影以起笔，作者虽写君山之貌，但先避开，没直写，而用平静如镜的湖水来衬托君山气势的凝重。用“影沉沉”来突写君山磅礴之状。“碧”是湖色之浅淡，岌翠”指山色之浓重。此笔抑碧水而扬青山，以湖作背景，突现君山。

　　作者首先描绘的不是偌大的洞庭湖，也不是苍翠的君山，而是用山的照影来写山的气势。这幅深浅各异的山水画，画面上水天相连，有一山的倒影正好列于画屏当中。上面的湖色与影中的山色，山色重于湖色，深翠与浅碧两两对照，映衬出君山倒影的鲜明突出。这幅写意山水画，勾勒出事物的形态时用的是粗略的笔俗，所着的色彩既淡雅也很单一，自然突出了君山可爱的生趣。

　　这种富有神秘色彩的宁静，很容易引发出诗人的遐想。所以三、四句笔锋一转，将湘君、湘夫人的神话传说，融合在湖山景物的描绘中。古代神话传说，舜妃湘君姊妹化为湘水女神而遨游于洞庭湖山之上。君山又名湘山，就是得名于此。所以“疑是水仙梳洗处”这一句，诗人在仿佛之间虚写一笔：“洞庭君山大概是水中女仙居住梳洗的地方吧？”再以比拟的手法轻轻点出：“一螺青黛镜中心。”这水中倒影的君山，很像镜中女仙青色的螺髻。

　　洞庭君山以它的秀美，吸引着不少诗人为之命笔。“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这两句诗，同样也是以螺髻来形容，不过这是刻画了遥望水面白浪环绕之中的君山的情景。雍陶这一首，则全从水中的倒影来描绘，来生发联想，显得更为轻灵秀润。起笔两句，不仅湖光山色倒影逼真，而且笔势凝敛，重彩描画出君山涵映水中的深翠的倒影。继而诗情转向虚幻，将神话传说附会于君山倒影之中，以意取胜，写得活脱轻盈。这种“镜花水月”、互相映衬的笔法，构成了这首小诗新巧清丽的格调，从而使君山的秀美，形神两谐地展现出来。

　　从南朝起，开始欣赏奇石，出现了以孤石为题材的咏物诗。刘宋鲍照、梁代朱超，陈代释惠标，都作有《咏孤石》诗，而写形传神，着墨孤傲雄姿的，要数此诗为冠。这首诗紧扣一个孤字，用多种手法，从多层侧面来突现孤石的孤高、孤坚、孤丽、孤秀的形态特征，蕴含着诗人孤傲于世的情怀、高洁于俗的美德。

　　“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开篇把孤石放到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来作总体描写；没有一定的空间环境，那孤石的“孤”就表现不出来。这里取远距离的视点，摄下了孤石及其整个背景的总体形象。开阔的平湖，浩浩渺渺，无边无垠。远望那孤石，像具有人的灵性那样从湖中生长起来，径直凌空，四面八方地瞭望整个湖面，没有任何遮拦和阻隔。这就以开阔的平湖作为背景，衬托和铺垫了湖中之石的孤高独拔，突兀凌空。孤石的这一整体形象，与人们的某种精神境界是相通的，它显示着诗人的某种情愫，而诗人又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它的身上，主客观相互交融的结果，就形成了形神兼备的诗歌意象，再不是自然界纯客观的“孤石”了。

　　“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第三、四句具体描写孤石的底部常有湖水拍打，浪花飞溅，其顶端长着树，树梢伸向空中，长久不断地承受着天风的吹拂。岩根，指岩石的底部；恒，常。镇，通“整”，如镇日，即整天；亦谓长久，褚亮《咏花烛》：“莫言春稍晚，自有镇花开。”孤石的上下左右，不是没有风，没有浪，诗人用一个“恒”字、一个“镇”（整）字，写出风吹浪打，四时不息，但孤石并没有随风摇摆，逐浪奔流，相反，则是“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诗人所看重、所歌咏的崇高品格。

　　“偃流还渍恒，浸霞更上红。”第五、六句从另一个侧面，具体描写孤石倒映在湖水之中，投射出清晰的恒子，像是自身浸染在水中一般，而它的形体沐浴在霞光之中，更象是被浸上了一层红色。偃流，倒映在湖水之中；渍，浸染；浸，浸泡，沐浴；上，染上；还，更，皆同又，表示连接和递进的副词。这里写孤石在霞光水色中怡然自得，借湖水而成恒，取红霞以着彩，孤石像是取得了人的灵性，获得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不为外界自然所劳形、役使，而能驾驭自然、利用自然，使自然环境为我所驱遣，随我所怡悦。这就以孤石的美丽形象，展示了诗人的主观情操。

　　诗人没有停留存外部形态的描写，而能更深一层的揭示孤石内在的精神美德。“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孤石可贵的美德就在于，它独立挺拔在群峰之外，不与争奇；独自于秀洁于白云之中，永保高洁。最后两句写形绘神，画龙点睛，透视了全诗咏物抒怀的思想主题。诗人明写孤石高洁的美德，暗写人的与世无争、出俗保真的纯洁情怀。诗人是南朝陈代僧人，虽然生平史书无载，而从他对孤石的激情赞美中，不难窥见这孤石的美德正是这位法师心灵的写照。

　　这首诗大处落笔，宏观构象，孤石的总体特征鲜明夺目；气势雄浑，诗境深远，读之既有形态美的享受，又有神情美的启迪。这在六朝咏物诗中，而且出于一个来华求法的高丽法师之手，确为难得的佳作。

　　春和景明，本该夫妻团聚欢乐，携手共游，但此时却良辰美景虚设。不言惆怅，而惆怅自见。第三句“行花阴”重复第二句末三字，不仅是格律上单纯的重复，而含有徘徊复徘徊之意，以引出下面的行动。“闲将柳带”二句写女主人公看到长长的柳条乃随于攀折几枝，精心地编成了一个同心结。以表达对于心心相印的爱情的向往。

　　如果说上阕是以行动来暗示独处的怅惘和对坚贞爱情的向往的话，那么下阕便是以直抒胸臆来表达她痛苦的期待和热切的召唤。下阕着力写一个“望”字。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