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风流才子唐伯虎，从小便有着非凡的才气，在绘画、诗文方面都有优秀的造诣。弘治十一年，中解元，才华横溢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进士之路。偏偏造化弄人，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遭此打击的唐寅，坚决不再做官，回到家乡，靠卖画维持生活。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
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关情”，指的是哪怕是隐居山中或是浪迹江湖寄此余生，都不能忘却魂牵梦绕的乡关之情。当然，这“山中江上”也代指江南的青山绿水，在那里有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画舟横笛，酒旗招摇，家乡的一草一木总让诗人牵挂着哩。“总关情”指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乡关之思的落脚点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传达的是诗人那种无法排遣的乡愁。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竟然会埋怨起那绕屋而长的高高松树身上来了。绕屋的松树长而高，表明诗人居京师此屋已多年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岁月的流逝更加重诗人乡思的凝重。不仅如此，这松树又毫无理由的总是迎风发声，诗人每每听来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的雨声里。
“尽把风声作雨声”的不是松，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这种错觉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诗人愁情的深植与难以驱除。诗人不仅对江南的江山景物关情，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入耳作声都会使他联想到江南的江涛雨声。可见诗人的乡关之思已使他进入痴迷的状态，成了他的心病。“尽把风声作雨声”也是诗人的愤激之语，独坐而思又难解乡愁之时，就连呜咽的松风也被牵连进来，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题为《院中独坐》，含有深刻的孤独和寂寞的意思，他的这种乡关之思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所藏的家国意识，故借院中的松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诗人李白有《独坐敬亭山》一诗，是借孤云寄托自己的孤独，虞集《院中独坐》亦从松风中找到寄托的对象，并从风声的倾听中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其内心的痛楚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故土家园意识，从而传达出“独坐”的神髓。
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归附彭越。彭越归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归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归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0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归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诗中的“粤人国”，本指广东，因秦末赵佗曾建南越国，封为南越王。赵鼎曾被贬至潮州，因此此处“粤人国”应指潮州。赵鼎在潮州五年，即绍兴十至十四年（1140-1144），至潮州时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故此诗应为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所写。
此诗虽题为《寒食》，但写的是从寒食到清明。前两联写的是当时民间风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记其时江南风俗：“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成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曲幽，亦青青可爱。……从人家上冢者……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冢者尤多”从此诗可得知，南宋时潮州民间在寒食节也有插柳的习俗，即使偏僻村落也不例外，只是没有禁烟寒食，而清明节却像东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一样携带女儿上山扫墓（即“上冢”）。
后两联在记事中寄寓抒情。颈联写所见：汉唐帝王的陵墓连粗粝的麦饭也没有人祭拜，而山溪野径之间开满梨花。尾联写所感所闻：我还是开怀畅饮吧，醉后卧倒在青苔之上，不必去管城头上傍晚吹起的军号。
通过清明郊游，作者悟得了不少哲理:权贵、富贵不过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人间确实永恒的、常新的。我还是得醉且醉吧，天下世事我不能管，也不必去管。这种心态看似消极，但却是作者当时处于贬谪逆境中的苦闷、痛楚心情的反应。
其实，赵鼎是不屈的。他在由潮州移吉阳军的谢表中曾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说：“此老倔强犹昔！”（《宋史》本传）